棲身書寫 散文集《潮汐靜止之處》序

歪河上的黑鎮（Hay-on-Wye）是位處英格蘭與威爾斯邊界的小鎮，人口僅有一千五，卻因擁有約三十間二手書店和人文薈萃的文學節而聞名於世。在英國生活多年一直想造訪，唯其地處偏遠，交通亦不便；遷徙英格蘭西南角的E城後，終於在二○一○年的九月中旬，乘搭火車至H城再轉搭班次并不頻密的公車，輾轉逾四小時才一償夙願。

迷林型的小鎮，幾條街道半個下午即可逛完。書局多但大小皆無當，一般讀者或許能有收獲，較專業或品味殊異的書種則乏善可陳。唯有一專售詩集的小書店令我們欣喜若狂，J 尋得捷克詩人賀洛布（Miroslav Holub）英譯本如獲至寶，和書店店長亦相談甚歡。

那一年自一月起大學放我半年研究假，進入暑假仍在撰寫《蔡明亮與緩慢電影》英文書稿，但間中也斷斷續續寫些中文散文。此行乃十月開課前給自己放個小假，卻也帶了些原稿用紙以備不時之需。

租了兩晚民宿，小鎮書局盡覽，一個下午我突然想有個自己的空間，遂和J 分道揚鑣，獨自往一家老字號的大型書局，在二樓落地窗前的沙發坐下。此二樓亦是頂層，極高的天花板，原木的地板，樓層此端窗戶面向狹窄的馬路，兩張長型紅絨布沙發排成直角，其間一條傳統花紋大地毯，靠另一面墻的大書桌上擺有零星書本。空無一人。

下午近四時的秋陽低低斜斜透窗而入，滿滿灑在一張沙發上，我坐下。另一張無陽光斜照的沙發上躺著一隻貓。

我坐下，閤上雙眼，吸納陽光的暖意，身心漸漸平息。我打開雙眼，取出稿紙，開始書寫。

我開始書寫，用一頁五百字的稿紙，以大開本雜誌為底，在沙發臂墊上，持藍色原子筆，一個字接一個字，無中生有地填寫方格子。好奇的貓滑下沙發，緩步踱來，躍上這一張沙發，若無其事繞過我身後椅背，然後在我身邊蜷曲，繼續睡眠。我瞄了牠一眼，繼續書寫。

我並非愛貓之人，但那個下午的畫面，髣髴就是“書寫”的化身，詞典內此字條旁只需附上定格光影，不用說文解字。那一刻我清清楚楚地意識到自己的“存有”：我的存在有實體物質的陽光、沙發和睡貓，我的存在亦棲身於右手握筆在方格子上書寫的每一個中文字。

我寫，故我在。這不是一個存在主義的命題，而是時空中具體可觸摸可感知的實物和行動。

無論是英文的學術論述或中文的散文創作，行至中年，我倏然發現書寫此一行動乃界定我存有與身份的最明確指標。學術研究固然是專業工作的一部分，舞文弄墨也難免風花雪月的附庸形象，但逾三十年來書寫不僅是我生活中唯一不可或缺的行動，那個下午的那一刻，由斜陽、沙發和睡貓共同組成的畫面，實則是我生命本質的凝結。從新加坡起始，行經台北和劍橋，L城和E城，到此地處偏遠人煙稀少書店林立的小鎮，我走到那裡，寫到那裡——其他事我可以不做，但我不能不寫作。

棲身書寫的光影定格，那一刻我感覺無比幸福。

感覺幸福，因為書寫此一行動是如此單純，只要有筆、有紙，便可以走到那裡寫到那裡。難的是年歲漸長後生活不由人，物質上縱使能擁有一個自己的房間，要同時保有自己的時間和自己的心情來煮字療饑，卻不是容易的事。但無論如何，比起其他藝術形式，書寫仍是輕便簡易、經濟實惠，堪稱最民主的創作媒介。

感覺幸福，更因為書寫的那一刻總能讓我氣定神閑、心智清澄，髣髴置身於另一個世界。日常生活是如此繁瑣而庸俗，蠅營狗茍惶惶不可終日；書寫則具有提煉和沉澱的作用，讓平庸的生命彰顯深邃的意義。若沒有書寫的軌跡為自己的生命留下一些記錄，回首前塵，或許僅剩一些生活照的影像而已。畫面也許能清晰留住時空，但文字卻更能準確捕捉心情。

“對於一個已經沒有家園的人來說，書寫變成了棲身之所。”阿多諾（Theodor Adorno）的名言似乎對現實中家園的喪失有喟嘆之意，書寫的棲身之所髣髴是退而求其次的不得不。這是我的第五本文集，兩本寫於出生地的新加坡，一本於唸大學時的台北，一本於唸研究所的劍橋，這本則是博士畢業十年來長居英國的結果，書寫之地涵蓋台北和英國。台北的記憶洶湧澎湃，幾番因研究或開會回返總是奮筆疾書；英倫的天氣陰晴不定，四季的輪替為文字增添異質的風景。遠離家園於我並非因為現實中的不得不，卻也是一種不得不的選擇。台北四年，英倫十四年，三十餘年不停的書寫，原來一個一個的空白方格子才是極樂世界。棲身書寫，不是因為現實中的失樂園，它實則乃生命中的尋夢園。

（二○一一年九月十一日）

慢走

十一月中旬，不知該稱之為晚秋抑或初冬，但一股寒流來襲，半夜氣溫降至零度以下，確是有些許冬意了。昨晨在英格蘭北部的L城醒來，窗外一片迷濛，猶如蔣勳詩中所云，「風景只剩下／燈光」（寫的是英格蘭南部的另一個L城）。窗外的景物是一張黑白的老照片，迷濛濃霧中隱約可見有低矮的房屋和高聳的樹木，線條是模糊的，隔著玻璃窗仍彷彿可嗅到飽潤的濕意。

在客棧飯廳用過英式早餐，和約好的T一同信步往大學走去。行人道上積滿棕色橘色的落葉繽紛，已有好幾天了吧，在潮濕的空氣中開始腐爛，徒增腳底下的滑度。我小心翼翼地行走，因為數年前曾在附近的H城滑倒而手臂脫臼，自此對冬天行路一事絲毫不敢踏錯。行人道上未被落葉覆蓋的部分，有些積水已結冰，在腳底下產生滑溜作用，於是有一段路我取徑行人道旁的草地，年輕的T則大勇無懼地繼續在水泥地上前行。

往L大學的方向前進，為的是參與一場以蔡明亮電影為主題的研討會，T和我都將提報論文。今年L城的國際電影節決定創設終生成就獎，首位得獎者即是蔡明亮。導演親自蒞臨，前一晚和影展主辦人、研討會參與學者一同進行了飯局，研討會後尚有頒獎禮的活動，並放映蔡導短片《蝴蝶夫人》和舉行現場對話。這真是一場蔡氏盛會，從策展人到論文提報者無一不是蔡明亮電影的長期仰慕者，在飯局上相談甚歡。

Cinephilia/Cinephile，源自法文的英文字，指的是對電影的熱愛（者），不知為何中文的「電影愛好者」一詞聽起來就有點俗氣。也許是語境的關係吧；在法文／英文的脈絡裡，cinephilia一詞立即牽動的一系列影像，包括五、六O年代的《電影筆記》雜誌、安德烈．巴贊的電影理論、楚浮的作者論、法國新浪潮電影、巴黎的法國電影院、被文化部長革職後因電影圈人士群起抗議而復職的電影院院長、1968年的街頭運動……。這一切，在被架空的中文語境裡付之闕如，剩下的，只是一些「低度開發的記憶」：三兩間所謂「藝術電影院」、文化雜誌零星的翻譯和引介、聊勝於無的電影協會和國際影展、歐洲國家文化機構年度的小型影展，和揮之不去的一種附庸風雅的形象。

貧瘠，單薄，彷彿永遠處於饑渴的狀態，對電影知識的饑渴，對電影影像的饑渴。Cinephilia，「西擬費力呀」，西擬真是費力呀。

於是想起九O年代初、中期，每年十一、二月定時飛往台北不那麼冷的冬天，到松江路附近的長春戲院報到。偶爾碰到大學時代的同學，微笑著對我說，哦，你又回來看影展啦。記憶最深刻的是首度北回的一九九二年，伊朗導演阿巴斯的專號口耳相傳而轟動一時，法斯賓達十四集的《柏林亞歷山大廣場》的馬拉松長跑，同志電影專題中法國作家尚．惹內唯一一部電影作品《情歌愛曲》的首映……。在台北，西擬（伊朗仍需往西）毫不費力呀。

求知若渴，原來當年以為是心智方面的匱乏，實則是一種生理需求，本能似的求存。

也許只是生不逢時亦生不逢地，如評論者對王文興的斷語，是「生錯了地方，還是受錯了教育」。在六O年代的台灣，或九O年代的新加坡，不論在文學上或電影上，要做一個全盤西化的現代主義者，談何容易。當然，縱使是楚浮他們，也是經過激烈抗爭，才能在電影中體現其現代精神的。但那個年代的法國和歐陸，騷動不安的不僅是電影工作者，文學界、藝術界也都在進行觀念的革命，於是琴瑟奏鳴，相互鼓吹，沆瀣一氣，終至蔚為大觀。

所謂「新浪潮」，不是涓涓細流，而是百川匯集，後浪推前浪，左浪擠右浪，才能形成澎湃洶湧、翻天覆地的氣勢。這股浪潮，經年累月，逐步擴散，西潮東漸，快者數年間已在東瀛激起另一股新浪潮，慢者約二十載後於兩岸三地掀開新序幕。我無緣親炙巴黎河左岸的激情，但八O年代留學台北，卻躬逢台灣新電影的濫觴、鄉土文學論戰的遺緒、解嚴前黨外政治運動的蠢蠢欲動、文化思想雜誌的風起雲湧──隱隱然卻又清清楚楚地感覺到時代的脈搏，一股潮流即將來襲，如海嘯，如地震，腳底下的板塊微微顫抖，「要變天了」。

「時代精神」，源自德文的「才該死的」（zeitgeist），大時代的大變動，大時代的大精神，體驗過了，終生難忘。蔡明亮早我八年赴台灣，之後一直留在台北，我所經歷過的，他經歷得更多。同樣來自霧鎖的南洋，寧靜安詳的古晉，太平盛世的島國，穩定，安逸，一成不變。台灣經驗的洗禮，風起雲湧的震動，嚮往此時代精神，才真是該死的。

曾經滄海，這四個字蘊含著多少滄桑。

時代精神。一九九二年開始拍攝電影的蔡明亮，一直擁抱時代精神，與時並進；從台北的空間和青少年的啟蒙，經葛蘭的歌舞片和法國的新浪潮，到日本的A片和馬國的外勞，推陳出新，漸行漸遠，終於在二OO九年於羅浮宮落腳，搬演一齣關於莎樂美的盛宴。他和他的電影，足跡遍佈全球，英格蘭北部L城領獎後，隔天飛往羅馬，下周是聖保羅。和我同台提呈論文的T和C皆巴西人，T談身體，C論城市，我說緩慢──我們的，蔡明亮的，時代精神。

T和我往L大學的方向前行，我領他抄一捷徑，是個墓園，空無一人，在薄霧中格外寧靜。行人道仍是濕潤，我們慢慢地走。

慢走，因為欲速則不達。遙想當年在劍橋撰寫碩士論文，一九九八年的夏天，赴英前看過蔡明亮的首三部電影，所謂「小康三部曲」，於是論文題為《蔡明亮電影中的性別與身份》。之後繼續念博士，九八年蔡明亮拍了《洞》，但四部作品構成不了一部博士論文，所以寫了別的，其中一章是蔡明亮。畢業後在L大學教書，也做些其他的研究，但一隻眼睛總是盯著蔡明亮。

二OO一年，他的西擬費力呀在巴黎降陸，《你那邊幾點？》；二OO三年，小康拍《不見》，他則借胡金銓的《龍門客棧》和福和大戲院還魂，宣告電影院雖死，但其陰魂《不散》；二OO五年南往高雄，在A片女優身上展現《天邊一朵雲》；二OO六年回返馬國，把吉隆坡廢棄的大樓化為《黑眼圈》。我一路追蹤，儘量找機會看大熒幕，有時在倫敦，有時在台北，最近一次在鹿特丹看部份法語發音荷蘭文字幕的《臉》，否則無可奈何只好看DVD。

一路追蹤，雙眼四眼定睛看，全神貫注，越看越心驚膽顫。他的電影的題旨，早已超出性別與身份的範疇；風格亦多變化，甚至載歌載舞；其時代精神，不再侷限於台灣，一路西擬費力呀地回溯至法國，與羅浮宮對話。在古晉生長的蔡明亮，抓住台灣新電影的尾巴，走出自己的路，成為一個真正國際化的電影作者導演，體現了楚浮的理論。是生錯了地方還是受錯了教育，他所擁抱的時代精神，既現代又懷舊，充滿掙扎與矛盾，亦充滿了一以貫之的堅持與專注。清清楚楚的是，成氣候了，可以感受到風起和雲湧的匯集，相互吸納吞吐，沆瀣一氣，大觀於焉形成。一本書，等待被書寫。

面對此無法概括的大觀，我單拈緩慢一詞，但求四兩撥千斤。二OO六年投身E大學電影系，開設一門碩士課程選修課，名之《蔡明亮與緩慢電影》，下一本學術專著的模型。

慢走，等待是一種美德。從一九九二年在新加坡國際影展驚豔蔡明亮處女作《青少年哪吒》，一路追蹤其作品發展十餘載，終於等到這一刻，《蔡明亮與緩慢電影》，二OO六年的雛形。教學相長，我藉課程材料閱讀思考，與學生交換心得想法，開始做筆記，書寫殘章斷句。像多年的懷胎，等到二O一O年，大學放我半年研究假，從早春到夏末，日以繼夜地寫，寫靜止，寫寂靜，寫緩慢，終於全書脫稿，宣告誕生。

十一月中旬，在L城見到蔡明亮，我說，書寫完了。

好長的一段路程，恍若隔世。若真要追溯，至少得回到七、八O年代留學台北所種下的因緣，我們共有的時代精神；甚至更早各自在南洋二地生長的根源，貧瘠單薄的西擬費力呀。遠兜遠轉，二O一O年的十一月中旬，不知該稱之為晚秋抑或初冬，在英格蘭北部的L城，迷濛煙霧中，T和我慢慢地走，一路談論蔡明亮。書寫完了，有曲終之意，但書寫仍會繼續，因為電影會不斷明亮，因為迷電影的人不會散。

在E城指導的一個台灣博士生，一天和妻女來訪。告別時約兩歲的女兒鞠躬敬禮，咬字清晰地說「慢走」。久違了的用語，「再見」以前我們確是說「慢走」。教得真好，我說。是的，慢走。

仲夏夜

傍晚七时许，天色未晦但不亮，气温微凉，下过雨，空气中略有水分的湿意。我们踏出你在三一学院的宿舍楼，往偌大的后院园区，跟随沿路的指示寻至一片开阔的草坪。草坪上绕着一些树几排座椅围成弯月形，三三两两人们错落其间，最前排处还划出区间，有人带了野餐席席地而坐。我们掏出你预购的票，交给坐在椅子后的年轻人；你略带惊喜说：“在这个园区住了快一年，还不知道有这一块草坪呢。”

是的，剑桥虽小，但总有发掘不完的景观，不管是自然的或是人文的。每年夏天剑桥有个莎士比亚节，都是户外演出，在不同学院的园区进行。在剑桥念书期间我从未躬逢其盛，之后每年回来时间季节也未必配合得上；这回八月初来访，戏正开锣，而你即将赴耶鲁念博士，于是下定决心一起看一场莎剧，品尝此剑桥夏天的必备筵席。

八月初已近英伦夏天的尾声，但天色仍要到九点以后才逐渐陷入黑暗，傍晚气温也维持在十几二十度，故晚间尚能在户外进行演出。看的是一出叫《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的喜剧，有变装的身份掩饰与混淆，表演还包括歌唱和打斗，好不热闹。观众笑得乐开怀，有者带了比萨和白酒，并不正襟危坐，较似古早演出街戏的喧哗气氛。

演出结束时天已全暗，仿佛刚经历一场梦境，却不是仲夏夜之梦。仲夏时令为六月二十一日，乃全年白昼最长的一天，晚上十点仍有可见的天光。这四季的轮替真是清晰分明，冬季时最早下午四时天已变黑，故夏天漫长的白昼格外令人珍惜也值得期待，几乎可以抹去阴晦冬夜的记忆。此时虽非仲夏，但仍让人觉得一天长长永远用不完，颇有再生青春之效。

相较于冬季雪景所带给你的新奇与兴奋，英伦的夏日竟然让你这只夏虫也嫌热，我不禁啼笑皆非。过去三年夏天皆泡汤，淫雨不断，甚至一年造成英国多处大水灾，今年的干燥炎热于我是个意外的惊喜，在阳光底下手舞足蹈。长久欠缺艳阳曝晒，如今每逢眩目日光我必然冲往户外拥抱它，感受肌肤渐生暖意，一种无形的触摸，真实不过的身体感。这种对干燥阳光的饥渴，对于甫从潮湿赤道岛国飞来的夏虫简直是变态，殊不知气候和季节对人的性情行为竟有如此大的影响。

英伦的气候阴晴不定，我一天查天气预报至少五次，连在英国土生土长的J都觉得不可思议。

偶尔我会想起赤道的蕉风椰雨，那种可预料性。记忆中倾盆大雨总在午饭后发生，哗啦哗啦一大阵，豆颗大的雨滴敲在身上会作痛，不一会儿通体湿透，骤雨也瞬间过去，花花烈日晒下，柏油路上开始冒出蒸气。忆起热带暴雨，并非想念任何时地，只是错失那种空气中饱满温润的湿意，一种真实的身体感，湮然远去――镂刻于肉体的记忆是如此明确如斯深刻，皮肤上总浮着一层网状的液体，黏黏湿湿，扰动着身体的不安，骚动着潜伏的欲望。

类似的记忆被唤醒，在全然错位的气候与地理。今年初在冰天雪地的鹿特丹电影节，泰国女导演的处女作《日常历史》（Mundane History），便有一场哗啦哗啦的热带雨，把在洋房前乘凉的坐在轮椅上的少爷和照顾他的男护士淋成落汤鸡。另一泰籍导演阿皮查蓬（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的片子里也充满这种湿意，像《极乐森林》（Blissfully Yours）里在河畔午睡的男女，半梦半醒睡眼惺忪中女子掏出男子短裤内的阳具，轻轻摩挲，虫鸣不断，阳光在树丛枝叶的筛透下支离破碎，光影交错跳跃，水流潺潺，热带的温度湿润与骚动几乎要从荧幕上流泻出来。

朱天文小说《炎夏之都》里的燕怡做爱时说：“有身体好好，有身体好好。”

《日常历史》的少爷泡在浴缸里，因发生意外行动不便困守闺房，他的手如被磁铁吸引般缓缓移向下体，开始抽动，浴缸的止水被扰乱，水位和水声随手臂的抽动起伏――冰天雪地的鹿特丹满座的观众屏息静气，温度上升。

以阿皮查蓬为首的当代泰国电影有一种缓慢的节奏，故事内容常有令人不解之处，但陈述的语气总是娓娓道来，不疾不徐，仿佛地久天长，时间永远用不完，也不赶着去哪里，干脆坐下来歇歇脚，沏上一杯茶，静享流金岁月缓缓流淌。这股沉着自有一派大方，和歇斯底里快速剪辑的电影不可同日而语，其雍容，其从容，器度不可限量，全然大将之风，教人心驰神往。

如同英伦的夏日。

今年大学放我半年研究假，自鹿特丹归来，春日起开始撰写一本书，关于蔡明亮和缓慢电影。半年下来，每天每天，睡醒就写，要不看书，间中做饭吃饭，累了就睡，睡醒再写。如此周而复始，极其规律，生活仿佛除了这些再无其他，慢慢地，沉淀成一种接近静止的状态，犹如书的题旨，和精神。时间似乎停止了，只剩下书写的当刻，凝滞不动的当刻，有如水晶，剔透晶莹，折射光线成七彩，眩目而迷神。

从春天，写到夏天，白昼渐渐拉长，气温缓缓上升。傍晚时分，我携带书本和野餐席到住家附近的公园，坐在树荫下的草地上看书，远处有孩童嬉戏的闹声，近处有赤着上身踢球的年轻男生。看累了，信步回家做菜进食。周末也懒得出门，在自家后花园摊开躺椅，在已开花结果的苹果树旁喝下午茶，读一叠厚厚的《卫报》（The Guardian），在阳光底下昏昏入睡。日子仿佛进入一种静止的状态，极其规律，周而复始，除了书写、阅读、饮食、睡眠，再无其他。

晶莹剔透，几乎无杂质的生活，静止，寂静，缓慢，犹如书的题旨，和精神。

犹如剑桥的仲夏夜。

夏天的剑桥例常被游客和念语言课程的少年学生占领，市区沸沸腾腾热闹异常。但身为剑桥的学生和校友，我们随时可以躲进壁垒森严的学院城墙后，到游客足迹莫及之处，静享此地特有的安宁。“静极了”，将康桥声名远播的徐志摩当年这么写下，“这朝来水溶溶的大道”。数十年后，你我的体会仍然是，静极了。你在剑桥的时日结果不到一年，是个过客，不是归人；但我相信剑桥的静谧已沁入你体内，在你血液里窜流，让你在往耶鲁的路上，因为宁静，所以能够走得久远。

从英格兰到新英格兰，不知纽黑文是否也有如此漫长的仲夏夜。你去年初秋来英，今年夏末赴美，中间经历了第一个白色圣诞，也初体验了学术之途的起起落落，山山水水。从去年秋天与你同往格兰骞士德，到今年夏天和你共赏莎剧，这一系列书简，也让我重新检视学术生涯的山山水水，起起落落。如果之前几篇书简因在冬日中书写而侧重于行履薄冰的战战兢兢，但愿在夏末初秋撰写的此文，让你在大西洋彼岸回望剑桥时，忆起八月初的那个夏夜，在你也不知晓的三一学院宿舍后院的草坪上，一个夜凉如水的傍晚，戏正开锣，再英格兰不过的的莎剧，剑桥夏天的必备筵席。而你的学术之途，将有一天沉淀成英伦的仲夏夜，仿佛地久天长，静止，缓慢，晶莹剔透，毫无杂质，如诗人所言，“静极了”。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七日）

冬季的游牧者

“剑桥下雪了！”手机传来你的简讯，伴随一个电子的笑脸。类似的简讯这个冬天你已发过好几回，每次落雪都能令你兴奋无比，毕竟是去年十月方才从赤道岛国飞来的夏虫。我暗自苦笑：大雪纷飞确是美景，但之后的积雪结冰却可能对日常生活造成许多不便，甚至危机四伏。二OO四年有一个童话绘本般的白色圣诞，但次日我在英格兰北部的H城重重摔了一跤，手臂脱臼，包了一个月的石膏，且必须取消原拟去阿姆斯特丹的行程。自此我对雨雪霏霏始终忧喜参半，皑皑雪景美则美矣，其代价却是行履薄冰的战战兢兢。

十二月中旬异常温和的气候，耶诞前后急转直下，天寒地冻持续至今年二月底，成为英国二十年来最冷的冬天。一月初我们造访伦敦，结结实实碰上一场大雪；一晚应约到H和Y的家吃饭，从地铁站往他们住所原本不到十分钟的路程，我们走了约莫半小时。另一只夏虫R二月初飞来英伦放研究假，之前老是期待能看到雪景；他从狮城到伦敦的班机顺利降陆，但同一天我从阿姆斯特丹前往曼彻斯特的班机却因曼城降雪而取消，致使我错失隔天在该地安排好的学术演讲。这是我在英伦的第十三个冬天，虽不是年年降雪，但我委实已无法对皑皑雪景感到欣喜若狂了。

常态，以及非常态。冬天是我在英伦生活中四季轮替的常态，周而复始，遂习以为常；但对于长年居住于常年是夏的岛国的友人，冬天却是非常态，且带有皑皑雪景的可能，故引颈期盼。前者是朝夕相处如呼吸般的理所当然，后者是遥不可及如梦幻般的浅尝即止。从你的简讯我几乎可以瞥见你亲临雪景的手舞足蹈，你和R对落雪的期待也让我从你们新鲜的眼神重窥熟悉的景观，温故而知新。

常态，以及非常态，犹如我们和语言的关系。

初抵剑桥时你仿佛经历文化震荡，其中一个层面即是和英语的关系。你说，原来在岛国下苦功学习多年的殖民语言，来到这里竟是有落差的，宛如时差，让人恍惚失神，且须稍做调整；几个月下来，你仍在学习如何与英国人沟通。你当然能够说流利标准的英语，但在英国的语境里，如何措词，如何应对，处处暗藏玄机，关于身份，关于阶级，关于场合，关于权力——何尝不也是如履薄冰，在语言的板块上。

一月底飞往阿姆斯特丹的班机上，俯瞰时我发现异常奇特的景观：海面的波浪竟是静止不动的。定睛细察，原来靠岸的海水结冰了，海浪于焉凝成皱纹似的平行流线，如液态但固实的透明山脉。飞机缓缓下降时，可清楚看见地面但凡有水的表面都结了一层薄冰，印证了前一天此地的最高气温为摄氏零下五度。此行的目的乃为出席鹿特丹影展。小学的地理课告知新加坡是世界第二大海港，而第一大港是鹿特丹。二地港口的排名如此接近，但我初次造访鹿特丹，天寒地冻的气温却和岛国南辕北辙。

荷兰人的个性以直率了当著称，也有人认为小器，据说付账时五五对分的“go Dutch”一词即源自于此。鹿特丹影展期间，与荷兰籍友人在放映场次间的空档相约碰面；咖啡馆的侍者来点餐，我不假思索用英语说：“请问我可以要一杯茶吗？”友人们笑得花枝乱颤，原来我一口气用了八个英文字，而他们只会单吐一个“茶”字。友人皆学术界中人，亦用英文著书立论，但他们喜欢看我扮演“英格兰性”（Englishness），盖是殖民化教育种下的因子，加上在英伦长久羁留的后遗。如此客气地说英语，什么时候成为常态，我自己也不清楚。

文化震荡，或轻微，或猛烈，你我都曾在不同国度经历过。和你一样曾在岛国修日文为第三语文的G，常说在课堂上操练的日语太客气了，在大阪念书时发现日本人并不是这么说话的。你在上海、我在台北念大学，经验也大抵如此，但性质有所不同，毕竟之前我们以为或被告知中文是我们的母语。但同样一个意思，台北人会是一种说法，上海人一种，北京人一种，新加坡人又是一种；其中的差异，或直接或委婉，或唐突或含蓄，亦彰显不同的玄机与奥妙（或其匮乏），关于身份，关于阶级，关于场合，关于权力，以及其他。

在种种的语言板块上甚或不同板块之间周旋权衡，其实你我亦早已习以为常。毕竟，我们是在所谓“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岛国生长；虽然，你我成长的背景又有世代的差异。你成长与上学的年代，讲华语运动已行之有年，你在家里说的是华语，而家乡的潮州话只有勉强与祖父母应对的能力。我自小在家说潮州话，和邻居用广东话和福建话，上学时说华语并学习英语，只可惜周遭环境没有学习马来语、客家话和海南话的机会。小时家里有潮剧《陈三五娘》的唱片，黑白电视时期看冯宝宝、南红的粤语残片，陈宝珠、萧芳芳的黑玫瑰，听邓丽君、刘福助的闽南歌曲，到念中学时仍有周润发、郑裕玲的《网中人》可追，许冠杰的《浪子心声》可唱。讲华语运动推行以后，岛国的中文有声媒体从多声道突然变成单声道，我的常态形成你的非常态，多个语言板块被其中一个板块的扩张所取代，我再也不看配音成硬邦邦的华语的港剧了。

这种耳濡目染的多声道环境和能力，使我在日后研究所谓“华语”电影时，能通畅无碍地进入大部分港台电影的“语”境，并继续听达明一派和伍佰，轻易融入港台的文化与生活环境。在台大念书时台湾同学尤其钦羡我辈岛国子民的多声道能力，因为他们耳闻目睹我和港澳同学用粤语交谈，他们说闽南语我也大致能懂，母亲来访时我又转用潮语，英文能力亦显然比他们强。我大概只在通晓马来语的马来西亚华裔同学面前自惭形秽，但“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口号，落实在多元语言的层面上，方才彰显其深刻意义。

常态，以及非常态。在多语混杂的环境中生长，到主要以单语操作的异地生活，难免要经历一些文化震荡。身为大多是缺乏深厚文化底蕴的经济移民的后裔，加上岛国的语言政策与教育，我们苦心孤诣学来的中文，到了台北或上海，或许仍有若干程度的时差或被视为不够纯粹；（后）殖民的英式教育系统下寒窗苦读的英文，来到英伦的遭遇亦约莫如是。但常态是不是一定比较纯正或优越，非常态的混杂能否为趋于僵化的常态带来新鲜的刺激和改造的生机，在语言和文化的层面上，已是学术界研究多年的课题。八O年代以来关于多元文化身份政治的讨论，二十世纪末全球化话语和史无前例的移民潮的规模，驱使我们对语言的常态与非常态再度产生关注。在种种时髦的术语与论述中，我还是喜欢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elix Guattari）1975年关于卡夫卡（Franz Kafka）的一段话：

今天有多少人生活在一个不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或不再，或尚未，甚至对他们自己的和他们被迫服侍的主要语言所知不多？这是移民的问题，尤其是他们的子女，少数者的问题，少数文学（minor literature）的问题，却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如何将一个少数文学从它自己的语言中扯开，使它得以挑战其语言并跟随一条清醒的、革命的道路？如何使自己成为相对于自身语言的游牧者、移民和吉普赛人？

卡夫卡，一个居住在布拉格的犹太人，用德文写作。德勒兹和瓜塔里又举了乔哀思（James Joyce）和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例子，两个爱尔兰人，用英文（后者兼用法文）写作。试图说明的是，他们书写的语文都不是他们的母语，但他们使用世界公认的主要语言进行的创作，是一种“少数文学”——不是少数或弱势语言的文学，而是少数者挪用多数者的语言创作的文学。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论点是，正是因为这些语文不是这些作家的母语，这些少数者和这些语言的关系是一种“去畛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以贝克特为例，他蓄意将英文和法文推向一种贫瘠的、干瘪的、清醒的极端道路，其结果是一种浓烈专注的少数文学。如今，贝克特在英国文学、法国文学皆占有一席之地，这位爱尔兰籍作家确实是英文和法文的游牧者、移民和吉普赛人。

你最近到伦敦看贝克特的《等待果陀》的演出，是否感应到了此种少数文学的去畛域性？

身为移民的后代，我们深知操用“少数语言”的一刀两刃。在台北或上海，在剑桥或伦敦，我们驾驭的中文或英文，永远不可能像台湾人/中国人/英国人那么地道，那么不假思索，那么理所当然。他们的单语常态环境，终归还是我们多语混杂环境的非常态。我们使用的中文和英文，也许注定如你和友人所自我调侃的，“既不自然又不正常”。然而，正是因为我们的语言环境的非常态，使我们在操作这些语言时更加深思熟虑，更加追本溯源，也因此更有可能将这些语言带往一条“清醒的、革命的道路”。

“剑桥下雪了！”这真的是一只不可语冰的夏虫，一个冬季的游牧者、移民和吉普赛人才会发出的惊叹。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日）

拂雪

生平中第一场落雪，发生于在剑桥念书的第一个冬天。那晚我比平素稍早就寝，尚未入眠，房门外传来一阵模糊喧闹声，睡意全无，遂起床探个究竟。共用的宿舍厨房里照旧聚满了室友，但那一刻他们全挤在窗前，有人呼叫“下雪了”。我也凑上前，果然窗外一片漆黑中点缀着纷纷飘落的皑皑雪花，是我从未目睹的景观。我们即刻各自回房披上毛衣、围巾和外套，踏出户外亲炙落雪的抚摸与覆盖。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一日，那日期我仍清楚记得。

那是一场大雪。我从来不知道雪竟可能以如此坚决的意志和巨大的速度倾力洒下，而雪片也并非如雨点般细小，有者比铜板还大。旋不即踵，我们已披上了一层乱雪，拂了一身还满。那晚稍后室友和我在宿舍后院的大草坪上堆了一个雪人，但我们手艺拙劣，雪人看起来更像美国电影《捉鬼特工队》（Ghostbusters）宣传海报上的那只鬼影，在次日的冬阳里仍屹立不倒阴魂不灭。

英格兰东南角的气候温和，偶有降雪，但不若美国中西部的酷寒冷冽。二零零一年一月造访M城，全市一片雪白。常年冰封逾四个月的M城，偌大的校园以地下通道贯穿连结，地面上亦有长长的覆盖走道供人避雪。我踩在厚及膝盖的雪地，轻软细柔，每一步是一个深刻鲜明的印记，伴随着步履与积雪摩擦压缩的叹息。有一段路程雨雪霏霏，我却选择不取遮蔽走道以感受淋雪的滋味，接待的日籍研究生大概觉得我这只夏虫不可语冰。

夏虫临雪虽是新鲜，但长期蛰伏冰封城镇恐有另一番并不好受的滋味。台湾作家罗智成曾在威斯康辛的另一座M城念书，他的《M湖书简》中有不少捕捉雪景的篇章和照片，并宣称将全城覆盖的雪“是彻底的社会主义者”。《M湖书简》的前身《梦的塔湖书简》曾是我日夜摩挲的一本小书，我一直以为该书中平缓叙述的语气和作者置身处的冷冽宁静同声共息，并暗自向往。但现实与想象自是有差距的，夏虫可有能耐在冰封雪地中长期存活仍是个未知数。

来自亚热带的罗智成最终并没有完成在M城的博士课程。

步罗智成后尘往M城念书并取得博士学位的另一台湾作家柯裕棻，对冰封雪景和研究生活有极其深刻的体会和描述。就如我曾以剑桥的薄霜暗喻踏上学术之途的忐忑不安，柯裕棻亦曾叙述在M城的新雪中赶路去旁听一门关于尼采的课，下课后“行经稀疏的松树林，莫名其妙心生恐惧”，多年后那个黄昏记忆犹新，成了她“研究所生活最明确的隐喻”。那篇题为《独语》的文章我在博士毕业多年后才邂逅，但柯裕棻的文字仍令我心有戚戚焉，那种内心巨大的孤独与恐惧，配以外在酷寒的雪景，真是研究生涯中迷途摸索、匍匐前行的最佳写照：

那是一段奇异的岁月，独处是理所当然，恐惧又如影随形，人生之中重大的烦扰都是抽象的思考和缥缈的未来，如此活在浩邈学海里，只有一言难尽的忧郁，一切固实的事物都化于空中[… …] 人像是偏离轨道的小星体，不知不觉就独自走上了一条偏僻的路径，两旁的风景越来越陌生，诸事俱寂。

诸事俱寂。在剑桥后两年撰写论文的日子里，每晚深夜从电脑室返回宿舍的寝室，伴随我念书的是马友友演奏的巴哈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其他音乐无论如何再也听不进去，仿佛只有那么肃穆沉寂的音符才能契合彼时的心境，仿佛只有那么抚慰人心的沉稳节奏才不会摧毁吹弹得破尚存一息的生命。于是回想起在剑桥第一个冬天的那场大雪，在初遇落雪的亢奋喧哗中，更深刻的记忆是纷纷雪花的悄然无声，四下静谧，雪片兀自恣意任性地从天空大量飘落，不知不觉给人披上一层白纱，拂了一身还满。

雪夜行路，举步艰难。雪地逡巡若是研究生涯的譬喻，长期的孑然独行却也能陶养坚强的意志与深刻的内省。学术论文的写作建基于看似抽象的思考，其实亦可将之视为一场对话的飨宴。念书写作，就是不断与自己对话、与书本对话、与学者和知识对话。在一连串持之以恒的长期对话中，观念逐渐厘清，观点益加明晰。也许一开始会遭逢段数过高的对话者（如我上回引述的巴特勒一文），其话语玄妙高深令人不知所云，但若日夜反复琢磨推敲，或搁置一旁任其发酵，不日灵光乍现豁然开朗，其欢欣不可言语。又有些对话者望之俨然，以为不可亲近，战战兢兢翻开书页却发现其实平易近人，条理分明 ——我读傅柯《性史》第一部的经验即是如此。长久以往，对知识的食欲就如饕客般大开了。

此外，雪夜独行亦往往会与其他同道者交汇参谋，相濡以沫，或有人点燃爝火指引方向，或有人钻木取火助你御寒。在剑桥念书时我加入两个以研究亚洲社会和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为本的电子学术联络网，初次自我介绍研究课题后，许多学者主动来函提供各种资讯和参考资料，那几天的电子邮件纷纷捎来如雪花，伴随提携后进的温度。其中特别热心或投契者之后继续和我鱼雁往返，有者数年后在学术会议的场合上终于碰面并结为莫逆之交，有者因研究范围相近而仍有专业上的联系。这一切，都从雪夜独行起始。

十二月中旬的剑桥尚未有落雪的迹象，你的学术路途的启程也应较平顺吧。“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我挪用后主词句转梅为雪，也欲替换原句中的伤春悲秋成赏雪情怀。数年前迁移至英格兰西南角的E城，气候温和，据说已有十年未曾降雪。但今天二月的一场全国性暴雪，不仅伦敦公车停驶全市瘫痪，E城亦积雪结冰导致学校关闭。我居所的后院小花园的草坪铺上一层银白，在皎洁的月光下静静发光，苹果树的枯枝亦妆点成奇特的雕塑。雪花纷飞，我又披上围巾和外套，走出室外，任乱雪在身上积累沉淀，大地寂然无声，而我不再拂雪。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远方

可曾远眺一望无际的大海？当你放眼望去，视线毫无障碍。海面上也许有散落如星点的船只，但除此之外，便只有一片完整的颜色，渐层地从近处的淡绿过渡到中远景的湛蓝，如一匹有横贯皱折的布帛吐纳起伏，最终延伸至一道清晰分明的水平线，其上是天空。远处看不见岛屿或彼岸，画面被水平线一分为二，若天色晦暗或气候阴霾则化成海天一色——一幅构图简单、色泽谐和、线条明朗的画面。

这样的一幅景观我可以凝视良久。位于英格兰西南角北岸的小镇圣·艾芙斯（St. Ives），一小山丘顶端小教堂的背后，就有这样一幅景观。就地理方位而言，水平线外眼力莫及之处，可以是爱尔兰岛的南岸或跨越大西洋以后的北美洲东岸。凝视远眺此景，并非向往彼岸之地。此景提供的是开阔的视野，一望无际的视界；登高望远，周遭的空气纯净透明，在吸纳与吐气之间，整个胸膛似乎也随之膨胀开阔，清澈无比。

“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是《从文自传》里的一句话。这辽阔的大海、无垠的视野，正代表远方对我的召唤。

我们都曾经呼应远方的召唤，我们也继续向往不同的远方，而你我的远方，一直都是学问的境界、知识的殿堂。我们的关系以师生为始，进而发展成求知途上的友伴；我们或并肩同行，或亦步亦趋，但目光总是朝向前方、凝视远方，虽然深知有些学问境地恐不能至，但内心仍向往之。因为有了远方，遂有向往，遂有追寻。

但求知之路却可以是如此艰难与颠簸，即使身处在远方世外桃源般的剑桥。

十二年前我在剑桥念硕士，修读中国现当代文学。虽然更早以前在台大念的是中文系，但剑桥课程所列的许多作家作品我都不甚熟悉，英文学界的相关研究更是闻所未闻。必修两门课：一是从晚清到当代的文学及其论述，每周上课；一是英文学界相关研究之议题与辩论，隔周讨论。每堂课除却作家作品自行涉猎外，研究论述的阅读量约两百页，故两门课平均每周得读三百页，大约等同英文学术专著一本至一本半。

这样的阅读量乍看不多，但学术论著并非所谓“翻页”（page turner）之流行小说，其观念之艰深、思维逻辑之曲折繁复、行文用字之幽晦冷僻，皆非我之前所能臆测想象。记得一回得念刘禾《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的一章，翻至该章首页当场就卡在标题中的“deixis”一字，问遍室友（包括习非洲文学的加拿大人和修中世纪历史的英国人）皆面面相觑，手边的词典也没辙（这可是前网路时代），后来不知如何才查到是个语言学专有名词。另一回读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一章，约六十页，我聚精会神每小时才龟行十页，然后得让脑袋休息，再继续，吃饭，再继续，一天遂消耗殆尽，且身心俱疲。

这样的经验，如今你在剑桥也亲尝备受吧。

彼是阅读之苦，尚有写作之痛。学术的写作，实则是训练如何思考。第一学期得交五千字论文一篇，决定写郁达夫《沉沦》中的欲望。参考一本文学关键词读本，发现有 <欲望>（Desire）一章，欣喜之余心想由此切入课题，顺理便可成章，应无大碍。错了，简直错极。我天真以为将为我阐明何谓欲望的篇章，竟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这篇文章是这么开头的：

虽然傅柯（Michel Foucault）曾辩说欲望已成为现代论述的迷执，但关于欲望的论述形貌如何却不是一直都清楚的。一篇关于欲望的文章，这个念头在定义上就被其所欲解说之课题所捆绑。如果我们以为可以信任语言来解释欲望，这假设了语言本身对于欲望并无利益攸关。…… 欲望确保语言有某种不透明性，此不透明性使语言可以演绎与展示，但缺少了它语言便无法操作。

你无法想象我初读这段文字的疑惑和沮丧。彼时我天真地以为这篇文章将为我阐释欲望的定义及其面向，然后我便可以将之运用于郁达夫文本的分析。但巴特勒一起始就完全不按我的牌理出牌，并以反其道而行的思维逻辑挑战我想法的根基，清楚标示了将语言视作阐述欲望的透明载体之不可能，诱惑我往下阅读，跟随她陈述从柏拉图（Plato）至拉冈（Lacan）的思想脉络。此阅读过程中我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沿途不时绊倒迷路且惘然，仿佛置身浓密忧郁的丛林中，阴森悚然，魅影幢幢，似有野兽轻声细语，鸟鸣山幽，深怕自己从此不见天日——该文通篇无一处解释何谓欲望。

是的，彼时我多么天真。

我结果还是完成了郁达夫《沉沦》中的欲望的作业，巴特勒的文章有没有引用却已记忆模糊。但如果巴特勒之文是我在剑桥求学问之途的第一个重大挫折，它亦是驱策我将之前的思维模式如农田翻泥连根拔起的一张锋利之犁。那年及之后的许多阅读材料从不同切面逐渐巩固类似的思维路数，我也因为硕士和博士论文的需要熟读巴特勒的名著《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那篇关于欲望的文章中引述拉冈的部分我今天重读仍不知所云，但巴特勒关于性别的概念——表演性（performativity）——我已能够条理分明地在课堂上为学生细说从头。

十二年前那次刻骨铭心的阅读经验，标志的其实正是远方，学问知识的远方。一望无际的海景，既蕴藏暗潮汹涌的危机，亦透露远方彼岸的召唤。“尽管向更远处走去”，这需要多强的意志力与多大的勇气，因为前路充满未知、布满荆棘，胆怯者在启程前或已知难而退，只有勇者方才呼应远方的召唤。二十四年前我上台大一年级，写过一篇题为<远方>的作文，显然当时对远方亦充满疑虑与不安，该文的开头引了许达然的排比句：

有多少远方，就有多少追寻；

有多少执着，就有多少冷清。

愿我的阅读经验烛照你的求学之途，让你对远方的追寻有多一些执着，少一些冷清。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启程，以及抵达的谜团

已经是十月底，气候却异常地暖和。白天摄氏十六、七度的气温，比此时历年的平均温度高了三、四度。常年多雨的英伦过去一周几乎未曾落雨，甚至不时阳光普照；勇敢的年轻人穿着短袖T恤，有些还配搭长及膝盖的短裤和拖鞋，仿佛拒绝承认秋天业已降临。

但秋天的气息却清晰明朗地透过色泽和落叶宣告它的踪迹，不容分辩。上周末和J往河边的公园散步，踩在翠绿的草地上，落叶在鞋底下发出清脆的呢喃，不绝于耳。尚依存于枝桠间的树叶，有者变黄，有者转红，渲染着渐浓的秋意。我摘了一片形状诡谲的槭叶，打算把它夹在我睡前阅读的扉页里。

此刻剑桥的秋意想必也渐浓吧。拜现代科技所赐，这念头不再光是臆测，我在你上载网路的短片中已可得到证实。从后门进入你归属的三一学院是一条笔直的车道，两旁种植了高耸入云的树木。夏天时茂密的枝叶从两侧伸展汇合于空中，密不透光笼罩其下成林荫大道。你摇摇晃晃边走边拍的短片中，枝桠间已渗透略带阴霾的天光，而画面中的树木显然呈现偏向红褐的暖色系。唯不变的是此大道的恢宏气势，笔直深邃仿若无止尽，两旁的高树又似乎要把踌躇其间的行人之魂魄往上拉拔，向上提升。此景果真能让人既高瞻又远瞩。

在电脑荧幕上观看你一镜到底的短片，知悉你每天往返学院走的是这一段路程，感觉羡慕又温馨。温馨的是自己亦曾无数次地走过这条以及其他类似或振奋人心或发人深省的道路，羡慕的是如今是你身在剑桥享有此得天独厚的福分。

秋意渐浓，看似平淡无奇的四个字，生长于赤道岛国的你我，却必须在四季分明的异域长期生活后，才能够在各个感官上亲尝备受。对于秋天，你我曾分别在上海、台北初体验；尔今，我们各自在英伦南部的两端共赏秋色。

这是你在剑桥的第一个秋季，老天待你不薄，至少在气温上让你循序渐凉。十二年前我在剑桥的第一个秋天似乎更为冷冽。我说似乎，其实有凭有据。旧作《威治菲尔德书简》中，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日有一则如此记载：

不过是十月底，半夜的气温已降至零度以下。早上出门时见中庭地毯般的草坪结了一层薄薄的白霜，阳光斜照的部位已融解，而其他仍凝结的部分在刺眼阳光的对衬下更显得冷冽。

在这则题为 <薄霜>的短文中，我述及刚踏上学术之途的忐忑不安，并以隐喻的方式，谓“担心心里的薄霜越积越厚，就像接下来将雨雪霏霏的日子，最终会举步维艰了。”启程，尚看不到终点，难免也难怪会踌躇不安。

是的，启程，尚看不到终点，于是抵达遂成为谜团。

原籍千里达的印度裔作家奈波（V.S. Naipaul）有一本小说，名为《抵达的谜团》（The Enigma of Arrival）；甫踏上学术之途，遭遇的实则是“谜团的抵达”（the arrival of enigma）。尤其在剑桥这样的学术殿堂，历史悠久（今年刚好是八百周年庆），成就斐然，庭院深深如三一学院者宛若迷宫，各种传统与典章制度森严肃穆如中世纪之秘教——迷路、惶恐、不安，只能是所有启程之必然配件。

这样的忐忑不安，如此的心灵薄霜，历代初抵剑桥的学子泰半曾体会。上回去信陈述格兰骞士德村（Grantchester）和诗人布鲁克（Rupert Brooke）的渊源。布鲁克其实是在剑桥念书的第四年才搬离学院，迁往格兰骞士德，并在次年又从果园的住所移居老教堂。诗人曾描绘从老教堂房子望出的窗外景观，蔓草丛生，枝桠缠绕，远处的康河两岸树木交错成幽暗的绿色隧道，而康河本身“绿如梦且深邃如死亡”（Green as a dream and deep as death）。彼时诗人从大学本科的古典文学（classics，通常指希腊与拉丁文学）转向撰写英国文学的论文，想必也有忐忑，也有不安；“绿如梦且深邃如死亡”的康河，映照的毋宁是诗人内心的薄霜吧。

谜团的抵达。你十月初飞抵英伦，J和我驱车两百五十英里，无非为了帮你安顿，让你安心，并适时解答谜团。十二年前我初抵剑桥时，早一年赴英的R也为我扮演同样的角色。我在剑桥四年，毕业后羁旅英伦，每年仍特意返剑桥一、两趟；最近几年更是常回剑桥闭关写作学术论文，每番皆有成效。十月初在剑桥的那个周末，我沿途向你介绍学院与历史掌故、二手书店和咖啡馆，你惊叹我多年后记忆犹新，但事实是我虽然形体已离开剑桥多年，但精神上如J所言从来不曾告别剑桥。我当年从剑桥启程，渐行渐远，但剑桥永远是我欲抵达的终点，心灵的故乡。

那个周末之后，你邮寄却迷途的明信片上，描述我引领J和你在剑桥遛达时的背影，“指涉的人生境界不是行旅，而是抵达。”然学海无涯，学术之途漫长深邃如三一学院后门之笔直大道，知识无穷尽如大道两旁古木参天无限伸展向穹苍，许多学术问题和知识面向于我亦是谜团。上回去信我屡次赋比步履缓慢，正是因为求学问无法速成，不论你我因各自的特质及选择的领域将构建不同的知识图像，在这或平行或交集的学术途上，我们必须也只能不断提醒彼此：放慢，放慢。剑桥于我的莫大意义，正在于她总能让我步履缓慢。

你方才启程，我其实亦尚未抵达，但关于抵达的谜团，我们可以缓缓搜索，慢慢解答。

（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