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走

十一月中旬，不知該稱之為晚秋抑或初冬，但一股寒流來襲，半夜氣溫降至零度以下，確是有些許冬意了。昨晨在英格蘭北部的L城醒來，窗外一片迷濛，猶如蔣勳詩中所云，「風景只剩下／燈光」（寫的是英格蘭南部的另一個L城）。窗外的景物是一張黑白的老照片，迷濛濃霧中隱約可見有低矮的房屋和高聳的樹木，線條是模糊的，隔著玻璃窗仍彷彿可嗅到飽潤的濕意。

在客棧飯廳用過英式早餐，和約好的T一同信步往大學走去。行人道上積滿棕色橘色的落葉繽紛，已有好幾天了吧，在潮濕的空氣中開始腐爛，徒增腳底下的滑度。我小心翼翼地行走，因為數年前曾在附近的H城滑倒而手臂脫臼，自此對冬天行路一事絲毫不敢踏錯。行人道上未被落葉覆蓋的部分，有些積水已結冰，在腳底下產生滑溜作用，於是有一段路我取徑行人道旁的草地，年輕的T則大勇無懼地繼續在水泥地上前行。

往L大學的方向前進，為的是參與一場以蔡明亮電影為主題的研討會，T和我都將提報論文。今年L城的國際電影節決定創設終生成就獎，首位得獎者即是蔡明亮。導演親自蒞臨，前一晚和影展主辦人、研討會參與學者一同進行了飯局，研討會後尚有頒獎禮的活動，並放映蔡導短片《蝴蝶夫人》和舉行現場對話。這真是一場蔡氏盛會，從策展人到論文提報者無一不是蔡明亮電影的長期仰慕者，在飯局上相談甚歡。

Cinephilia/Cinephile，源自法文的英文字，指的是對電影的熱愛（者），不知為何中文的「電影愛好者」一詞聽起來就有點俗氣。也許是語境的關係吧；在法文／英文的脈絡裡，cinephilia一詞立即牽動的一系列影像，包括五、六O年代的《電影筆記》雜誌、安德烈．巴贊的電影理論、楚浮的作者論、法國新浪潮電影、巴黎的法國電影院、被文化部長革職後因電影圈人士群起抗議而復職的電影院院長、1968年的街頭運動……。這一切，在被架空的中文語境裡付之闕如，剩下的，只是一些「低度開發的記憶」：三兩間所謂「藝術電影院」、文化雜誌零星的翻譯和引介、聊勝於無的電影協會和國際影展、歐洲國家文化機構年度的小型影展，和揮之不去的一種附庸風雅的形象。

貧瘠，單薄，彷彿永遠處於饑渴的狀態，對電影知識的饑渴，對電影影像的饑渴。Cinephilia，「西擬費力呀」，西擬真是費力呀。

於是想起九O年代初、中期，每年十一、二月定時飛往台北不那麼冷的冬天，到松江路附近的長春戲院報到。偶爾碰到大學時代的同學，微笑著對我說，哦，你又回來看影展啦。記憶最深刻的是首度北回的一九九二年，伊朗導演阿巴斯的專號口耳相傳而轟動一時，法斯賓達十四集的《柏林亞歷山大廣場》的馬拉松長跑，同志電影專題中法國作家尚．惹內唯一一部電影作品《情歌愛曲》的首映……。在台北，西擬（伊朗仍需往西）毫不費力呀。

求知若渴，原來當年以為是心智方面的匱乏，實則是一種生理需求，本能似的求存。

也許只是生不逢時亦生不逢地，如評論者對王文興的斷語，是「生錯了地方，還是受錯了教育」。在六O年代的台灣，或九O年代的新加坡，不論在文學上或電影上，要做一個全盤西化的現代主義者，談何容易。當然，縱使是楚浮他們，也是經過激烈抗爭，才能在電影中體現其現代精神的。但那個年代的法國和歐陸，騷動不安的不僅是電影工作者，文學界、藝術界也都在進行觀念的革命，於是琴瑟奏鳴，相互鼓吹，沆瀣一氣，終至蔚為大觀。

所謂「新浪潮」，不是涓涓細流，而是百川匯集，後浪推前浪，左浪擠右浪，才能形成澎湃洶湧、翻天覆地的氣勢。這股浪潮，經年累月，逐步擴散，西潮東漸，快者數年間已在東瀛激起另一股新浪潮，慢者約二十載後於兩岸三地掀開新序幕。我無緣親炙巴黎河左岸的激情，但八O年代留學台北，卻躬逢台灣新電影的濫觴、鄉土文學論戰的遺緒、解嚴前黨外政治運動的蠢蠢欲動、文化思想雜誌的風起雲湧──隱隱然卻又清清楚楚地感覺到時代的脈搏，一股潮流即將來襲，如海嘯，如地震，腳底下的板塊微微顫抖，「要變天了」。

「時代精神」，源自德文的「才該死的」（zeitgeist），大時代的大變動，大時代的大精神，體驗過了，終生難忘。蔡明亮早我八年赴台灣，之後一直留在台北，我所經歷過的，他經歷得更多。同樣來自霧鎖的南洋，寧靜安詳的古晉，太平盛世的島國，穩定，安逸，一成不變。台灣經驗的洗禮，風起雲湧的震動，嚮往此時代精神，才真是該死的。

曾經滄海，這四個字蘊含著多少滄桑。

時代精神。一九九二年開始拍攝電影的蔡明亮，一直擁抱時代精神，與時並進；從台北的空間和青少年的啟蒙，經葛蘭的歌舞片和法國的新浪潮，到日本的A片和馬國的外勞，推陳出新，漸行漸遠，終於在二OO九年於羅浮宮落腳，搬演一齣關於莎樂美的盛宴。他和他的電影，足跡遍佈全球，英格蘭北部L城領獎後，隔天飛往羅馬，下周是聖保羅。和我同台提呈論文的T和C皆巴西人，T談身體，C論城市，我說緩慢──我們的，蔡明亮的，時代精神。

T和我往L大學的方向前行，我領他抄一捷徑，是個墓園，空無一人，在薄霧中格外寧靜。行人道仍是濕潤，我們慢慢地走。

慢走，因為欲速則不達。遙想當年在劍橋撰寫碩士論文，一九九八年的夏天，赴英前看過蔡明亮的首三部電影，所謂「小康三部曲」，於是論文題為《蔡明亮電影中的性別與身份》。之後繼續念博士，九八年蔡明亮拍了《洞》，但四部作品構成不了一部博士論文，所以寫了別的，其中一章是蔡明亮。畢業後在L大學教書，也做些其他的研究，但一隻眼睛總是盯著蔡明亮。

二OO一年，他的西擬費力呀在巴黎降陸，《你那邊幾點？》；二OO三年，小康拍《不見》，他則借胡金銓的《龍門客棧》和福和大戲院還魂，宣告電影院雖死，但其陰魂《不散》；二OO五年南往高雄，在A片女優身上展現《天邊一朵雲》；二OO六年回返馬國，把吉隆坡廢棄的大樓化為《黑眼圈》。我一路追蹤，儘量找機會看大熒幕，有時在倫敦，有時在台北，最近一次在鹿特丹看部份法語發音荷蘭文字幕的《臉》，否則無可奈何只好看DVD。

一路追蹤，雙眼四眼定睛看，全神貫注，越看越心驚膽顫。他的電影的題旨，早已超出性別與身份的範疇；風格亦多變化，甚至載歌載舞；其時代精神，不再侷限於台灣，一路西擬費力呀地回溯至法國，與羅浮宮對話。在古晉生長的蔡明亮，抓住台灣新電影的尾巴，走出自己的路，成為一個真正國際化的電影作者導演，體現了楚浮的理論。是生錯了地方還是受錯了教育，他所擁抱的時代精神，既現代又懷舊，充滿掙扎與矛盾，亦充滿了一以貫之的堅持與專注。清清楚楚的是，成氣候了，可以感受到風起和雲湧的匯集，相互吸納吞吐，沆瀣一氣，大觀於焉形成。一本書，等待被書寫。

面對此無法概括的大觀，我單拈緩慢一詞，但求四兩撥千斤。二OO六年投身E大學電影系，開設一門碩士課程選修課，名之《蔡明亮與緩慢電影》，下一本學術專著的模型。

慢走，等待是一種美德。從一九九二年在新加坡國際影展驚豔蔡明亮處女作《青少年哪吒》，一路追蹤其作品發展十餘載，終於等到這一刻，《蔡明亮與緩慢電影》，二OO六年的雛形。教學相長，我藉課程材料閱讀思考，與學生交換心得想法，開始做筆記，書寫殘章斷句。像多年的懷胎，等到二O一O年，大學放我半年研究假，從早春到夏末，日以繼夜地寫，寫靜止，寫寂靜，寫緩慢，終於全書脫稿，宣告誕生。

十一月中旬，在L城見到蔡明亮，我說，書寫完了。

好長的一段路程，恍若隔世。若真要追溯，至少得回到七、八O年代留學台北所種下的因緣，我們共有的時代精神；甚至更早各自在南洋二地生長的根源，貧瘠單薄的西擬費力呀。遠兜遠轉，二O一O年的十一月中旬，不知該稱之為晚秋抑或初冬，在英格蘭北部的L城，迷濛煙霧中，T和我慢慢地走，一路談論蔡明亮。書寫完了，有曲終之意，但書寫仍會繼續，因為電影會不斷明亮，因為迷電影的人不會散。

在E城指導的一個台灣博士生，一天和妻女來訪。告別時約兩歲的女兒鞠躬敬禮，咬字清晰地說「慢走」。久違了的用語，「再見」以前我們確是說「慢走」。教得真好，我說。是的，慢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