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百击到一○一 给楚浮的一封信

亲爱的楚浮先生：
　　这样子称呼您，希望您不会介意。Monsieur Truffaut，我自然
不可能直呼您Francois，这个其实相当普遍的法文名字。以前学法文
时，懂得区分C字母下有没有小尾巴是不同的发音。台湾作家郑宝娟
有一本短篇小说集《一生中的一周时光》，写的是巴黎的故事，里头
就有人物叫方思华；方才思念中华，又像是中国唐代诗人李商隐的“
一弦一柱思华年”。这些，都与您无关，只是我的遐思联想而已。无
论如何，就算您尚在人世，恐怕亦不会方才思念中华；相反地，在中
华之地的我却方才思念起您来，而且要给您写这封无法投递的信，这
也许是您无从所料及的吧。
　　昨天，我在台北的“光点台北”看了您的电影《四百击》，所以
您就进入了我的思绪之中。事实上，您占据我的思维已有好一阵子了
，近的来说是这一两个月，推远一点还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我们就
先说近的吧。事缘我此番返台碰巧此地在办楚浮影展，除了《四百击
》还有《夏日之恋》、《枪杀钢琴师》和《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共
四部；我前两周到香港，发现那里也在办您的影展，只是您在那儿叫
杜鲁福，而我还是比较习惯称您做楚浮。反正，不管是楚浮或杜鲁福
，这一两个月，在台北和香港生活、度假，好像转身随处都是您的踪
影。方思华，在这里仿佛是华方思呢。
　　您也许在九泉之下并不知晓的是，在台湾和香港的电影文化圈，
您可不只是赫赫有名那么简单；您，和您所代表的法国新浪潮（其中
仍有健在且产量不断的导演），俨然是二地电影文化圈人士的想像的
共同体。此番在台北的影展，共有一百位文化界人士联名推荐您的电
影；这样声势壮大的信徒阵容，很难想像有其他导演能出您左右。配
合这次影展，大专院校里又办了许多演讲的活动，喜欢您膜拜您的台
湾电影导演、影评人、学者，到处宣扬着您的福音，希冀新一代六年
级七年级的年轻学子，也能皈依您的门下，进入电影的天国。我想，
称呼您Mousieur Truffaut还算是太谦逊了，应该供奉您为Saint
Truffaut才是。
　　在台湾，您最著名的信徒是一个马来西亚的侨生，电影导演蔡明
亮。当然，蔡明亮应该是来了台湾念大学时才认识您的，但您对他的
影响可真是深远呀。我以前在剑桥的硕士论文写的是蔡明亮，念到一
段资料印象特别深刻：蔡明亮说，每次创作碰到低潮时，只要拿出您
的《四百击》来看一看，马上就好了。这么神奇的治疗功效，教人无
法不啧啧称奇。而蔡明亮对您的追寻，也果然有始有终（嗯，也许还
没有终）。他的第五部电影《你那边几点》，竟找来《四百击》里的
小弟弟如今已是老伯伯的尚-皮耶·里奥来“插花”客串，而且还让
小康在影片里看《四百击》的录像带－－这不啻为电影史上的一则佳
话。此外，您在《四百击》发掘启用了尚-皮耶，之后您的电影中他
又演了五部；蔡明亮自《青少年哪吒》以来也坚持每部片皆由李康生
担纲（甚至还说过若李康生不演戏他便不拍戏的话），当中亦不无追
随您的榜样之意。我想，若电影真有自己的天国，您们几位日后相聚
，将会是如何的一番光景。
　　蔡明亮能随手抽出您的《四百击》来看，那是因为您的电影的录
像带在市面上地底下早已流传很多年；而现在进入了DVD数位时代，
要永久保藏您的画面已不困难。但是，这次影展之所以反应如此热烈
，是因为它号称是台湾四十年来首度可以在大银幕上看到您的真迹。
老旧派人士如我者，还是固执地认为看电影一定要在乌漆抹黑的戏院
里看，家中有再棒的影音系统都无法取代差可比拟。于是我听说此番
有电影界人士在看《四百击》时激动得泪洒戏院的，也希望有一天能
写一篇《法国新浪潮在台湾》的文章，把这一段弥足珍贵的跨文化交
流的经验整理出来。这篇文章不仅要勾勒法国新浪潮如何影响了一整
代的台湾电影导演、影评人、学者，乃至于尚-皮耶·里奥有“法国
新浪潮在台湾新电影中得到延续”的说法，更要说明法国新浪潮这股
电影风潮如何成为台湾电影文化圈历久不衰的一种想像的符号，并借
以召唤与催生台湾自身的电影文化事业。除此之外，在一个国际关系
日趋紧张的时代，您的电影中所透露与弥漫的人性化的力量，可以说
是一个典范：就如我某次大放厥词地说，英国首相布莱尔和美国总统
布什要向中东国家宣战以前，应该谦卑地坐下来看伊朗导演阿巴斯的
电影，并从中了解所谓的文明并不一定是以摩天大楼为指标。
　　请您原谅我的大言不惭，我只是偶尔会胡思乱想，若您仍息存人
间，面对眼下的纷扰喧闹，您将会以怎样的电影世界来回应。喜欢您
的电影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您是写电影评论出身的（就是那本被台
湾电影文化界奉为圣经的《电影笔记》），而《四百击》更是献给电
影理论泰斗的安德烈·巴赞的。在法国，评而优则导似乎是一件理所
当然的事，当年的您如是，今日的阿萨亚亦如是。的确，老是批评别
人电影拍得不好，还不如拍一部好电影给他们做示范。电影理论、批
评和创作实践能有这么紧密的结合，我一时间也想不到其他的例子。
更常见的情况是，理论归理论、批评归批评、创作归创作，上帝的归
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尘归尘土归土，偶有越界演出的，总是弄得头
也灰脸也土。
　　说到摩天大楼，这一阵子和您一起在我身边如影随形的就是台北
的一○一大楼，号称世界最高的摩天楼。台北的地势非常地平坦，加
上摩天楼原就不多，这幢刚开幕的一○一遂益发像土地里硬挤压出来
的一根大拇指，翘得格外英挺勃发，走到哪里猛一抬头或转身它就赫
然矗立眼前，像一头驱之不去的怪兽。一次往淡水的捷运列车上，进
入关渡以前隔着污染的空气层雾中还能隐约瞥见远处的擎天二柱（另
一栋是新光人寿）；另一次在台大以前的总图书馆侧面的走廊，探身
窗外它竟然就以其巨大之姿蹦进眼界，把我吓了一跳，在调整视线时
它才又像电影镜头般慢慢地推移远去。
　　台北人对一○一大楼的爱恨交织，比起他们对您的《四百击》的
一致赞许，自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我又无法不联想到巴黎的艾菲尔铁
塔，尤其因为《四百击》一开场便是连续不断的以仰角拍摄的铁塔阴
影，也是走到哪里都避不开甩不掉的。当初建艾菲尔铁塔，想必巴黎
人的情绪也很复杂吧。您的同胞罗兰·巴特不是这么说吗，小说家莫
泊桑常到艾菲尔铁塔用午餐，不是因为那里的菜肴特别好吃，而是因
为那是唯一可以不用看到铁塔的地方。已有台湾学者和我在言谈中引
用这个典故，说他日后要常到一○一大楼吃午餐。亲爱的楚浮先生，
这样的心情，我想您是可以理解的吧；不然，为什么您的《四百击》
片头不停地拍艾菲尔铁塔，影片正式开始后却全然不见了踪影呢。
　　然而，我必须说，在我不伦不类地类比《四百击》和一○一的同
时，我其实认为艾菲尔铁塔和一○一大楼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一○
一是个办公大楼，底下有商场，是有实际且具体的用途的；而艾菲尔
铁塔虽也有餐馆亦供人游览（我在这里必须坦承，我唯一一次的巴黎
之旅，只在塞纳河的桥上远远地眺望，而没去趁游人登高的热闹），
但它最基本的作用应该是一个符号，一个无用之用。既是符号，自然
是任由人们穿凿附会地解读。对我而言，艾菲尔铁塔标志的是现代性
(modernity)，与现今华人世界中拼命盖摩天大楼、论者所谓的过度
现代化(over-modernisation)是两回事：后者只是表面的彰显呈现，
却不一定把握到前者的内在精神。因此，一○一是欲望与权力扩张上
扬的代表化身，而艾菲尔铁塔则可以化约为符号，供人们做其他的想
像与挪用。
　　就如您，楚浮先生，噢，不，圣楚浮，以及您所代表的法国新浪
潮，亦是一个符号。当年报读法文课，就是因为在台湾念书时看了您
的电影高达的电影侯麦的电影，又随身携带一本英译的卡缪的《异乡
人》在书包里，回到新加坡服役期间每周二固定按时到法国语文学院
看免费的法国电影，继续看雷奈和莒哈丝，种种符号所种下的前因后
果。可惜我法文只学了四个月便放弃了，我的台大同学去巴黎念了一
年多的法文后也回台湾了。但您们所提供的符号与想像，仍吸引与召
唤着人们的前仆后继。以前念香港作家西西的小品文，原来她也这么
喜欢杜鲁福，也学过法文以便能看懂法国电影和小说。最近去香港，
认识了两个曾到巴黎学法文的人，一个是摄影师，一个是想念电影的
室内设计师，两人也都回香港了。那个室内设计师，在铜锣湾开了一
家叫“AFTER SCHOOL”的咖啡馆，里头的桌椅果真是小学生用的那种
。他摆在柜台旁供人阅览的书籍中，就有一本关于蔡明亮的书。是台
湾的中文版，原著是法国出版的英文本。
　　亲爱的楚浮先生，昨天，一个十一月的阴湿的周末午后，我在台
北的戏院里看了《四百击》，和我在黑暗之中共享您的影像的有其他
数十人。听说，在巴黎某个同是十一月的周日的阴湿午后，到戏院里
观赏杨德昌的《一一》的人们座无虚席。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
他们在巴黎的票房比在台北好太多，您的电影在台北的票房不可能比
在巴黎好吧？《四百击》里，有许多小学生用的桌椅；小孩子调皮的
神情与上课时的心不在焉，在您的同胞Robert Doisneau的摄影作品
中也时有所见。不爱念书的小孩，放学以前就在想放学以后要干些什
么，甚至干脆跷课不上学。看电影去啊，像《四百击》里的尚-皮耶
，和他的同学，和他的父母，躲进那个黑暗的世界，去看银幕上的另
一个世界，带我们进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法文学不成没关系，
也许电影的语言能更有效地沟通心灵与世界，单凭一部《四百击》，
串起巴黎、香港与台北，结合楚浮、杜鲁福与蔡明亮，拉拢尚-皮耶
与李康生，浮现艾菲尔铁塔与一○一大楼，全部放置进电影里游乐场
的那个旋转大圆桶，转呀转呀转呀转，或者跟随片末的尚-皮耶，没
有看过海的尚-皮耶，跑啊跑啊跑啊跑，一镜到底地跟，跟到海边，
跟到尚-皮耶涉水浅行后蓦然回首定格的一幕为止。（二○○三年十
一月写于台北）

早报现在文艺城 March 11,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