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汐静止之处

亲爱的V，用英文的说法，这是一篇等待着被写的文章。因为，
只因为，两个狮城游子共同但不共时的台北记忆。
　　关于台北，唉，真的该从何说起呢。
　　所谓不共时，因为至今我们不曾同时出现在台北——或者更准确
地说，之前纵有共时我们也并不认识。民国七十四年至七十八年，我
在台大念中文系；你则是八十年至八十四年——那几年我也常回台北
。对台北的共同记忆，却要到一九九八年在英国剑桥才相互印证。因
为我们谈起台北，于是我们一见如故。
　　但我们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谈起台北。至少在我的记忆中，一开始
时，是你的那口台北腔国语。后来知道你台大毕业后又留在台北工作
了一两年，去剑桥前虽已返新加坡工作了一年多，但那口国语，显然
不是华语。我们共同认识的留台友人委托已先到剑桥一年的我照顾你
，于是那天傍晚我去敲你甫抵达的纽南学院宿舍的门。问候之后，我
还是忍不住追问：“你确定你不是台湾人吗？”那一口轻柔且亲切的
国语。
　　当年和我前后期留台的友人，写文章的，笔下总离不开台北。我
们那群“台大帮”，永不言倦地说台北，写台北，弄到别人都疲倦了
，厌倦了，我们仍乐此不疲。如果当时“哈日族”这个词已在台湾发
明，那我们无疑是新加坡“哈台族”的先驱代表。多年以后，在你游
学剑桥之后二度返台工作时，你终于也写下了你的台北经验，曰之“
福尔摩莎纪事”。
　　“纪事”，首次接触到这个词，也是在台北。根据马奎斯小说改
编的电影，《预知死亡纪事》。片中英国演员Rupert Everett饰演的
男主角，沧桑，清瘦，帅气丝毫不减当年。当年，说的是他“幼齿”
时演的《他乡异国》，我的启蒙同志电影之一。接触魔幻写实，自然
也在台北。而“纪事”二个字，渐渐地，用英文的说法，在我身上生
长。把一件事情的始末，原原本本记下来，多么简单的动作，在某种
程度上（习于用“在某种××上”亦是被台大某位老师所影响）不也
正是写作的本质。于是，在你的“福尔摩莎纪事”之前，我完成了《
无坐标岛屿纪事》。写的不是台湾，是新加坡。虽然也许有人会认为
，写的还是台湾。
　　老是说台湾、写台湾，难免会被人认为“不爱国”；至少，当年
对“无坐标岛屿纪事”系列作品的反响似乎有如此的成分。（哼，“
成分”，那可是另一个地方的政治用语。）可是后来接触台湾的新加
坡人多了，至少在副刊和专栏中看得出来，哈台的族群显然有日益壮
大的趋势。一本《在台北生存的一百个理由》，一个“光点台北”，
就让不少文化人津津乐道赞不绝口。从某个角度来说，用英文的说法
，嘿，看谁得到最后的讪笑。我在心中暗笑。
　　这样的一个现象，嗯，我是说新兴的哈台，昨晚和台大同学在“
光点台北”喝咖啡时，忍不住触景生情地说。我说，那些人的心情，
只差没借用台湾媒体常见的标题，痛问“台湾能，为什么新加坡不能
”。殊不知“恨铁不成钢”是一个先天注定失败的命题——不成钢原
是事实，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至于恨不恨铁嘛，悉听尊便。
　　是的，亲爱的V，昨晚，和台大同学，在“光点台北”，喝咖啡
。多么简单的纪事，多么复杂的情绪。咖啡馆叫25。，不是气温（虽
然初秋的台北近乎如此），是名片上所说的“纬度25。是最适合咖啡
生长的纬度”。多么简单的纪事，多么兼具知性与感性的文字。我们
所迷恋的台北，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由文字的想像与想像的文字堆砌
而成的台北；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所迷恋的台北，亦是一个经过多年
实际生活体验的台北，是一个想像的文字经由经验的佐证而得以落实
的台北。于是我们的哈台很实在，而且，引一首英文的爵士老歌的名
字，他们无法从我身上褫夺。
　　说到文字，我此番抵台以前就已先再度经历。从伦敦起飞，在曼
谷短驻，候机室内的台湾人在叙事，说“这里头有蹊跷呐”。抵台后
，因时差睡不着，电视上施孝荣和马兆骏访歌手李度；李度捧马兆骏
长年创作曲风的多样化，笑曰“族繁不及备载”。住同学家，同学的
太太说起上回淹水停电，想买个发电机“以备不时之需”。这一些，
不过是日常用语而已。亲爱的V，我们也这么说话；是国语，不是华
语。
　　啊，施孝荣，马兆骏，这些名字会不会让你顿生沧桑之感？我们
都是台湾媒体所谓的五年级生。民国五十年代出世的人，“无无”也
进入了中年或前中年，沧桑自是难免。在台湾，五年级生如今是媒体
的宠儿，沧桑也被包装为怀旧的商品。《破周报》的活动信息列了触
目惊心的“五年级的歌——世代经典演唱会”，“由黄韵玲主持，金
智娟、黄仲崑、巫启贤、赵�华、柯以敏、彭佳慧等人再唱出经典之
作”。沧桑的另一侧面确是怀旧，而我老是直觉地认定nostalgia从
某个角度来说是危险的。如果我们长大时听的歌都已是“经典之作”
，一不小心我们是否也应就此“走进历史”？在新加坡，沧桑亦被包
装成怀旧的商品。最近返新，坐五年级老朋友的车赴五年级老朋友的
聚会，车上播CD竟放送出《邂逅》。原来不久前也有类似怀旧的演唱
会，朋友当年曾主持“地下铁”的校园活动，一时心软买下CD。我听
着遥远但熟悉的曲调，用台湾惯常的夸张语气来说，痛不欲生。
　　亲爱的V，怀旧使我痛不欲生，不是因为记忆中的经验惨痛，而
是怀旧的动作本身使我痛不欲生。纪事，是对自己的经验负责；怀旧
，则是一种渲染的情绪，掩人耳目，混淆视听。偶一为之的怀旧，自
觉且带有自嘲意味的怀旧（学术上强调的所谓Self-reflexivity），
或许无伤大雅；耽溺型的怀旧，“蒙蒙细雨忆当年”式的怀旧，过去
什么都比现在好的怀旧，抱歉，我谢绝参与。怀旧作为一种生命基调
，是一种扼杀生命力的生存方式，是一种走向封闭且全然无创造性的
思维模式，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残与瘫痪。“昔日王谢堂前燕”，当做
文学写写是可以的；若老是在做京华春梦，白先勇也面对不了孽子。
　　五年级生，快步入中年或前中年，沧桑自是难免。亲爱的V，从
我们先后首次踏上福尔摩莎这块岛屿迄今，也各有十几快二十年的历
史。我们许多共同但不共时的台北经验，也都足以积累成可观的记忆
。年少时出版文集，善意的长辈谓沧桑感不够，并说这是年纪所限，
不能强求。但我今日所体会的沧桑感，不是对过去的缅怀，也不是对
当下生活的无力，而是一种饱经世故——不仅是人情世故，更是对自
己在生命里生活中能实实在在地做些什么有更清楚确切的体验。年少
自是轻狂，沧桑若有积极面，也许便是轻狂的沉淀。五年级生真的没
有必要口出狂言；有什么想法，老老实实，扎扎实实，做出来就是。
简单的纪事，如此而已。
　　昨晚，和台大同学在“光点台北”喝咖啡。亲爱的V，我的此番
返台，你若有机会再返台，都是因为在职业上我们仍有所追寻。台北
不只储存着我们许多共同但不共时的记忆，她也继续提供我们汲取养
分的源头、开发生活的动力。甫抵台的我暂驻在汐止同学家。如同“
风柜”，“汐止”是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地名。台湾活泼的文字游戏
，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台北记忆的潮汐再汹涌
澎湃，也应该有静止的时候。不想死在沙滩上，就必须逆流而游，像
冒死的冲浪手，去迎接挑战那一波波骇人的后浪。亲爱的V，再沧桑
我们都不要怀旧。潮汐静止之处，仍有潜流在蓄势待发。
（二○○三年九月底台北汐止）

早报周刊文艺城 Nov 2, 2003

筑梦者 2003/4秋冬电影笔记

称电影为“梦工厂”至少在两层意义上是准确的：催生一部电影
的动力往往是某一个人（通常是导演，如果我们仍迷信作者论的话）
的梦想，而要实现此梦想则需动员近乎一个工厂的人力。但有另一层
迷思却须要打破：“工厂”这个譬喻不应等同“流线作业”，制造的
产品也不应是如出一辙，产品与消费的关系更不应该只以市场供求的
法则来界定，否则此譬喻只剩下“工厂”而没有“梦”——除非那个
“梦”的名字叫“赚钱”。
　　在这个时代唱这种不合时宜的论调，难免要遭人讥笑。但近半年
来的数番观影经验，却让我觉得电影的工厂里仍有不辍的筑梦者。
　　（是的，观影确实是一个经验的过程；而如同许多其他的经验—
—此处单拈食色二项——有人反复寻求同样的口味，有人只爱尝鲜。
）
　　就先说“筑梦者”吧，这正好是贝托鲁奇新作的片名。此片把经
验带回到1968年的巴黎，片中情色的表现亦可遥相呼应导演的旧作《
巴黎最后探戈》。
　　1968年，那可是个理想的年代，筑梦的年代；片中呈现电影爱好
者抗议当时的文化部长撤销电影院总监的职务，而后他成功地获得复
职并受到观众的欢迎。六○年代亦是欧洲（尤其是法国）电影浪潮的
高峰；筑梦者，除了可以是导演的自况，也是片中三个年轻男女主角
的写照。
　　是有这么一种人，几乎不食人间烟火（只是几乎，片里其实食色
兼备），也几乎无视于眼前的现实，宁可活在电影中的世界，窝在戏
院里沉浸于巨大的影像画面中并以此游戏人间。三个年轻人，不以血
，而以对电影掌故的解码结盟，言谈充满暗语，举止尝试模拟重塑经
典画面。王尔德不是这么说吗，人生模仿艺术；人生太平庸拙劣，生
活中的经验总有人时地的囿限，不如化观影经验为人生经历——故之
谓筑梦。
　　（的确，是有这么一种人，几乎可另列为一人种。此片改编自
Gilbert Adair的小说，他曾将 George Perec 那本没有e字母的小说
和楚浮书信集翻译成英文；此君艺术品味之卓尔不群，鉴赏角度之新
奇锐利，文字操作之诡谲绚丽，我几乎要将他比拟为西方木心。近日
寝前必读其短文数则，书名曰《遨游当下》[Surfing the
Zeitgeist]，带有冲浪手不怕死的冒险精神。）
　　筑梦的先决条件是罔顾（或是蔑视亦可）世人眼光与价值，如《
筑梦者》一片中的乱伦指涉。苏古若夫的《父与子》是另一例子。台
湾将此片名翻作《父子情深》，媒体炒作的焦点是父子的情到底深到
了什么程度。但此片的出发点（姑且称之为不用解析的梦的起源）绝
非题材的耸动，而是一种对影像的坚持，不论此影像所呈现的情愫有
多么的暧昧。影片由始至终让人看到的就是坚持与专注，一种浑然忘
我的境界——没有一个镜头、没有一个情节会让人感觉筑梦者在考量
：哦，这里要交代一下，否则观众看不懂；嗯，这里不要这样拍，以
免观众吃不消。筑梦者没有把观众设想得很低，也许也没有把观众设
想得很高，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设想到观众的存在；他只是很坚持、
很专注地，用他想拍的方式，拍。
　　（然而，观众是什么呢。大多数的观众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刚
愎自用。他们带着极其局限的生活经验、干瘪贫乏的想像力以及近乎
付之阙如的同理心，企图以不费吹灰之力来与电影中的世界对应，在
碰了一鼻子灰之后悻悻然离去，丢下一句话：看不懂，搞屁！）
　　搞屁，至少媒体的炒作是在暗指这个方向。去年秋天在台北的真
善美戏院观影时，寥落的观众中有四个很显然平时不会涉足此“艺术
电影院”的男同志，带着饮料与食品，在坐位上不安蠕动，终于在放
映中途不耐离去。片中的父与子年龄差距不大（逾三十与约二十），
饰演父亲的演员有一种美得不像话的沧桑，儿子仅以年轻精壮制衡。
两人的肉搏战在镜头的近距离特写中，呈现的只是一种身体感（
corporeality），纯然的皮肤与肌肉的肌理与质感。男人的孔武有力
，展现在他们的追逐、角力、拉扯、跳跃中，一种浑然的力的美。至
于暧不暧昧，那个“不可告人”的意涵自是没有点明且不是重点，那
个“含糊不清”的意涵大概倒是有意的。这么说吧，暧昧自在人心。
人心自在就好。
　　于是，终于，我们来到蔡明亮，拍过《河流》的蔡明亮。
　　看《父与子》时，忽然有一个顿悟：对，蔡明亮是要放在这样一
个架构来理解才有意义，虽然这个架构似乎越来越罕见，但仍有前仆
后继、此起彼落的建筑者。筑梦者蔡明亮，夙夜匪懈的，贯彻始终的
，就是坚持与专注。曾经享有风光与掌声，时而受到冷眼与冷落，但
放眼今日华人世界中的电影导演，蔡明亮仍拥有最突出也最完整的坚
持与专注。不求理解也经常不求甚解，他只求把自己的梦，用自己独
特的方式，忠实地打造建筑。
　　依然是去年秋天，在台大的一个学生座谈会上，蔡明亮讲述他如
何拍他的新片《不散》里的一个镜头。饰演跛脚的戏院员工的陈湘琪
一拐一拐地在散场后打扫偌大的戏院，镜头静止不动地对着戏院，她
吃力且缓慢地爬上爬下，终于走出镜头，而镜头仍旧持续。蔡明亮说
，原本他想持续十秒钟就好，可是感觉很对，遂让镜头一直跑，其他
工作人员也很有默契地没有喊停，直到胶片跑完为止。后来我去看了
《不散》，小小的戏院里几乎满座的观众对着银幕上全空的戏院，电
影里没有声音，观众也屏息静气。散场后看到蔡明亮，我说，嗯，镜
头还可以再长。
　　一种老去的声音，詹宏志评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时这么说
。《不散》也是一种老去的声音，充满缅怀的意味，哀叹一种电影的
消失，所以片末的那首歌叫《留恋》。蔡明亮擅长自伤自苦，安排陈
湘琪这样一个角色，故意让她爬很多楼梯，观影厅里的，螺旋型的；
或者走很多路，很长的镜头很深的景，观众只能坐在那里看她缓慢且
吃力地走。其中一个静止不动的镜头，她爬完楼梯后开了一道门，走
了进去，再开一道门，再走进去，渐行渐远，缓缓消失黑暗中，仿佛
张爱玲小说里的描述：“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
　　（朱天文评蔡明亮的旧作《爱情万岁》时，引述一位导演的话：
“蔡明亮，带种。”）
　　台湾的电影看不到光，至少蔡明亮是这么想的。那场座谈会，寥
寥落落来了二三十个学生，加上刚好在台大开“聚焦台湾电影”会议
的几位海内外学者。蔡明亮讲述他和李康生如何倾家荡产地各拍一部
片，跑遍全球各地影展，回到台湾却得一张票一张票地沿街兜售，声
音一时哽咽。筑梦者生活在一个逐渐没有梦的社会，或者说，那个社
会的许多人更忙于做着绿色蓝色的梦。蔡明亮颓唐地说，也许不再拍
电影了。
　　自伤自苦的世界，自然乏人问津；太吃力的观影经验，对缺乏耐
心的观众无疑是个考验。反娱乐反剧情的筑梦者，也许得开创不同类
型的工厂（或是工场），诉诸另样的供求法则。拉斯冯提尔的《狗村
》是个启示：放弃外景，忘记实景，在一个类似工厂的空间里，用近
乎舞台剧的方式，重构人间寓言。梦不一定是脱离现实，《狗村》实
则示范了，梦更可以批判现实。在全球价值日益同质化与一言化的时
代，我们更需要这样的筑梦者，带种的筑梦者，以坚持和专注，睥睨
世俗标准，甚至向当权者与趋炎附势者竖起一根中指，捍卫做梦的权
利。（2004年4月发自英国）

早报现在文艺城 May 11, 2004

从四百击到一○一 给楚浮的一封信

亲爱的楚浮先生：
　　这样子称呼您，希望您不会介意。Monsieur Truffaut，我自然
不可能直呼您Francois，这个其实相当普遍的法文名字。以前学法文
时，懂得区分C字母下有没有小尾巴是不同的发音。台湾作家郑宝娟
有一本短篇小说集《一生中的一周时光》，写的是巴黎的故事，里头
就有人物叫方思华；方才思念中华，又像是中国唐代诗人李商隐的“
一弦一柱思华年”。这些，都与您无关，只是我的遐思联想而已。无
论如何，就算您尚在人世，恐怕亦不会方才思念中华；相反地，在中
华之地的我却方才思念起您来，而且要给您写这封无法投递的信，这
也许是您无从所料及的吧。
　　昨天，我在台北的“光点台北”看了您的电影《四百击》，所以
您就进入了我的思绪之中。事实上，您占据我的思维已有好一阵子了
，近的来说是这一两个月，推远一点还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我们就
先说近的吧。事缘我此番返台碰巧此地在办楚浮影展，除了《四百击
》还有《夏日之恋》、《枪杀钢琴师》和《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共
四部；我前两周到香港，发现那里也在办您的影展，只是您在那儿叫
杜鲁福，而我还是比较习惯称您做楚浮。反正，不管是楚浮或杜鲁福
，这一两个月，在台北和香港生活、度假，好像转身随处都是您的踪
影。方思华，在这里仿佛是华方思呢。
　　您也许在九泉之下并不知晓的是，在台湾和香港的电影文化圈，
您可不只是赫赫有名那么简单；您，和您所代表的法国新浪潮（其中
仍有健在且产量不断的导演），俨然是二地电影文化圈人士的想像的
共同体。此番在台北的影展，共有一百位文化界人士联名推荐您的电
影；这样声势壮大的信徒阵容，很难想像有其他导演能出您左右。配
合这次影展，大专院校里又办了许多演讲的活动，喜欢您膜拜您的台
湾电影导演、影评人、学者，到处宣扬着您的福音，希冀新一代六年
级七年级的年轻学子，也能皈依您的门下，进入电影的天国。我想，
称呼您Mousieur Truffaut还算是太谦逊了，应该供奉您为Saint
Truffaut才是。
　　在台湾，您最著名的信徒是一个马来西亚的侨生，电影导演蔡明
亮。当然，蔡明亮应该是来了台湾念大学时才认识您的，但您对他的
影响可真是深远呀。我以前在剑桥的硕士论文写的是蔡明亮，念到一
段资料印象特别深刻：蔡明亮说，每次创作碰到低潮时，只要拿出您
的《四百击》来看一看，马上就好了。这么神奇的治疗功效，教人无
法不啧啧称奇。而蔡明亮对您的追寻，也果然有始有终（嗯，也许还
没有终）。他的第五部电影《你那边几点》，竟找来《四百击》里的
小弟弟如今已是老伯伯的尚-皮耶·里奥来“插花”客串，而且还让
小康在影片里看《四百击》的录像带－－这不啻为电影史上的一则佳
话。此外，您在《四百击》发掘启用了尚-皮耶，之后您的电影中他
又演了五部；蔡明亮自《青少年哪吒》以来也坚持每部片皆由李康生
担纲（甚至还说过若李康生不演戏他便不拍戏的话），当中亦不无追
随您的榜样之意。我想，若电影真有自己的天国，您们几位日后相聚
，将会是如何的一番光景。
　　蔡明亮能随手抽出您的《四百击》来看，那是因为您的电影的录
像带在市面上地底下早已流传很多年；而现在进入了DVD数位时代，
要永久保藏您的画面已不困难。但是，这次影展之所以反应如此热烈
，是因为它号称是台湾四十年来首度可以在大银幕上看到您的真迹。
老旧派人士如我者，还是固执地认为看电影一定要在乌漆抹黑的戏院
里看，家中有再棒的影音系统都无法取代差可比拟。于是我听说此番
有电影界人士在看《四百击》时激动得泪洒戏院的，也希望有一天能
写一篇《法国新浪潮在台湾》的文章，把这一段弥足珍贵的跨文化交
流的经验整理出来。这篇文章不仅要勾勒法国新浪潮如何影响了一整
代的台湾电影导演、影评人、学者，乃至于尚-皮耶·里奥有“法国
新浪潮在台湾新电影中得到延续”的说法，更要说明法国新浪潮这股
电影风潮如何成为台湾电影文化圈历久不衰的一种想像的符号，并借
以召唤与催生台湾自身的电影文化事业。除此之外，在一个国际关系
日趋紧张的时代，您的电影中所透露与弥漫的人性化的力量，可以说
是一个典范：就如我某次大放厥词地说，英国首相布莱尔和美国总统
布什要向中东国家宣战以前，应该谦卑地坐下来看伊朗导演阿巴斯的
电影，并从中了解所谓的文明并不一定是以摩天大楼为指标。
　　请您原谅我的大言不惭，我只是偶尔会胡思乱想，若您仍息存人
间，面对眼下的纷扰喧闹，您将会以怎样的电影世界来回应。喜欢您
的电影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您是写电影评论出身的（就是那本被台
湾电影文化界奉为圣经的《电影笔记》），而《四百击》更是献给电
影理论泰斗的安德烈·巴赞的。在法国，评而优则导似乎是一件理所
当然的事，当年的您如是，今日的阿萨亚亦如是。的确，老是批评别
人电影拍得不好，还不如拍一部好电影给他们做示范。电影理论、批
评和创作实践能有这么紧密的结合，我一时间也想不到其他的例子。
更常见的情况是，理论归理论、批评归批评、创作归创作，上帝的归
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尘归尘土归土，偶有越界演出的，总是弄得头
也灰脸也土。
　　说到摩天大楼，这一阵子和您一起在我身边如影随形的就是台北
的一○一大楼，号称世界最高的摩天楼。台北的地势非常地平坦，加
上摩天楼原就不多，这幢刚开幕的一○一遂益发像土地里硬挤压出来
的一根大拇指，翘得格外英挺勃发，走到哪里猛一抬头或转身它就赫
然矗立眼前，像一头驱之不去的怪兽。一次往淡水的捷运列车上，进
入关渡以前隔着污染的空气层雾中还能隐约瞥见远处的擎天二柱（另
一栋是新光人寿）；另一次在台大以前的总图书馆侧面的走廊，探身
窗外它竟然就以其巨大之姿蹦进眼界，把我吓了一跳，在调整视线时
它才又像电影镜头般慢慢地推移远去。
　　台北人对一○一大楼的爱恨交织，比起他们对您的《四百击》的
一致赞许，自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我又无法不联想到巴黎的艾菲尔铁
塔，尤其因为《四百击》一开场便是连续不断的以仰角拍摄的铁塔阴
影，也是走到哪里都避不开甩不掉的。当初建艾菲尔铁塔，想必巴黎
人的情绪也很复杂吧。您的同胞罗兰·巴特不是这么说吗，小说家莫
泊桑常到艾菲尔铁塔用午餐，不是因为那里的菜肴特别好吃，而是因
为那是唯一可以不用看到铁塔的地方。已有台湾学者和我在言谈中引
用这个典故，说他日后要常到一○一大楼吃午餐。亲爱的楚浮先生，
这样的心情，我想您是可以理解的吧；不然，为什么您的《四百击》
片头不停地拍艾菲尔铁塔，影片正式开始后却全然不见了踪影呢。
　　然而，我必须说，在我不伦不类地类比《四百击》和一○一的同
时，我其实认为艾菲尔铁塔和一○一大楼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一○
一是个办公大楼，底下有商场，是有实际且具体的用途的；而艾菲尔
铁塔虽也有餐馆亦供人游览（我在这里必须坦承，我唯一一次的巴黎
之旅，只在塞纳河的桥上远远地眺望，而没去趁游人登高的热闹），
但它最基本的作用应该是一个符号，一个无用之用。既是符号，自然
是任由人们穿凿附会地解读。对我而言，艾菲尔铁塔标志的是现代性
(modernity)，与现今华人世界中拼命盖摩天大楼、论者所谓的过度
现代化(over-modernisation)是两回事：后者只是表面的彰显呈现，
却不一定把握到前者的内在精神。因此，一○一是欲望与权力扩张上
扬的代表化身，而艾菲尔铁塔则可以化约为符号，供人们做其他的想
像与挪用。
　　就如您，楚浮先生，噢，不，圣楚浮，以及您所代表的法国新浪
潮，亦是一个符号。当年报读法文课，就是因为在台湾念书时看了您
的电影高达的电影侯麦的电影，又随身携带一本英译的卡缪的《异乡
人》在书包里，回到新加坡服役期间每周二固定按时到法国语文学院
看免费的法国电影，继续看雷奈和莒哈丝，种种符号所种下的前因后
果。可惜我法文只学了四个月便放弃了，我的台大同学去巴黎念了一
年多的法文后也回台湾了。但您们所提供的符号与想像，仍吸引与召
唤着人们的前仆后继。以前念香港作家西西的小品文，原来她也这么
喜欢杜鲁福，也学过法文以便能看懂法国电影和小说。最近去香港，
认识了两个曾到巴黎学法文的人，一个是摄影师，一个是想念电影的
室内设计师，两人也都回香港了。那个室内设计师，在铜锣湾开了一
家叫“AFTER SCHOOL”的咖啡馆，里头的桌椅果真是小学生用的那种
。他摆在柜台旁供人阅览的书籍中，就有一本关于蔡明亮的书。是台
湾的中文版，原著是法国出版的英文本。
　　亲爱的楚浮先生，昨天，一个十一月的阴湿的周末午后，我在台
北的戏院里看了《四百击》，和我在黑暗之中共享您的影像的有其他
数十人。听说，在巴黎某个同是十一月的周日的阴湿午后，到戏院里
观赏杨德昌的《一一》的人们座无虚席。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
他们在巴黎的票房比在台北好太多，您的电影在台北的票房不可能比
在巴黎好吧？《四百击》里，有许多小学生用的桌椅；小孩子调皮的
神情与上课时的心不在焉，在您的同胞Robert Doisneau的摄影作品
中也时有所见。不爱念书的小孩，放学以前就在想放学以后要干些什
么，甚至干脆跷课不上学。看电影去啊，像《四百击》里的尚-皮耶
，和他的同学，和他的父母，躲进那个黑暗的世界，去看银幕上的另
一个世界，带我们进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法文学不成没关系，
也许电影的语言能更有效地沟通心灵与世界，单凭一部《四百击》，
串起巴黎、香港与台北，结合楚浮、杜鲁福与蔡明亮，拉拢尚-皮耶
与李康生，浮现艾菲尔铁塔与一○一大楼，全部放置进电影里游乐场
的那个旋转大圆桶，转呀转呀转呀转，或者跟随片末的尚-皮耶，没
有看过海的尚-皮耶，跑啊跑啊跑啊跑，一镜到底地跟，跟到海边，
跟到尚-皮耶涉水浅行后蓦然回首定格的一幕为止。（二○○三年十
一月写于台北）

早报现在文艺城 March 11, 2004

许多许多年以前， 许多许多年以后

许多许多年以前的事，会在许多许多年以后延续。生活（不说生
命，那是太大的题旨），以及对于生活的体认，竟然平庸至此。
　　自首度涉足台湾这块岛屿至今，不觉已逾二十年。四年的大学生
活，毕业后的屡次回返，深交或浅尝的人与事，都早已根植入生理与
心理的肌理。如今远隔重洋，偶有鱼雁往返，越来越不频密的造访，
却似乎无碍于许多许多年以前与许多许多年以后之间的衔接。像是有
记忆的河流，仍清晰熟练地投身入每一个转角险滩和危石并继续蜿蜒
。这里纪录的，不过是此番淌流过所留下的若干痕迹。
　　小说家东尼·莫利森(Tony Morrison)有一段话，大意如是：河
流从人工强行改道后，偶尔会流返原处。人们称之为淹水泛滥，但对
于河流而言，它不过是借记忆找寻回家的路。

共同记忆的背影

　　许多许多年以前，在新加坡观赏台湾剧团“表演工作坊”的成名
作《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李立群和李国修在台上口沫横飞地杜撰
徐志摩早年留学英国事迹，其中一段关涉利物浦港(Liverpool Port)
的情节，目的不过是夸张其送气音节之发音，以便大肆口沫横飞。另
一段则述说有关父亲的情节，谓父亲如何辛苦地爬上月台，望着父亲
的背影，不禁泪盈满眶……于是观众笑了。
　　当年在新加坡会去看华语戏剧表演的，大多是年长一辈的华校生
。观众之所以对杜撰之“小摩儿”称谓有共鸣，辨识出朱自清的散文
《背影》被移花接木地嵌入不相干的情节而发噱，皆因为五四作家作
品乃此一辈人之共同记忆，经由教育之灌输或自发性阅读，形成一无
形却实在的网络，也等同构成人类学家安德逊(Benedict Anderson)
所谓的“想象的社群”。这种集体记忆与共同体的基础，往往建立在
教育过程的共同经验，而多年以后仍能朗朗上口或记忆犹新的诗文佳
句，无疑也因此而巩固了经典的地位与述思。
　　F是多年以前台大中文系的同学，后来继续念了硕士写了关于西
西的论文，回到南部的母校任教。在“资优生”此词汇和制度发明以
前的F当年显然是资优生，高中时为全台湾作文比赛冠军得主却毫无骄
气，大学第一年也顺理成章地连着两个学期考获全班第一名。回母校
执教的她却仿佛经历文化震荡，上课时信口拈来的典故事迹作家作品
，学生皆一脸愕然以对之。结果有一年谢师宴学生上台表演，模拟F
之口头弹：“这不是常识吗？”，并颁予F“最有常识奖”。F在信中
述及此事，学生之天真无邪固表露无遗，F的字里行间显然也不无感慨
之意。
　　近年来台湾推行教育改革，放宽课程规划不再统一教材，和F念
中学时同侪皆背诵同篇课文的时代相比，如今身为老师的F面临的是另
一种挑战：没有限制的挑战。然而看起来是自由开放的改革政策在落
实层面上都不是没有代价：因为考试没有范围，关注升学率的学校和
老师自然填鸭式地喂以学生比以往更多的生吞活啃的材料；惯于照本
宣科的老师突然无所适从，因为考题中有许多题目自己也不知晓答案
。由上而下自以为用心良苦善意拳拳推行教改的衮衮诸公，或许始料
未及自由开放的理念所产生的副作用是：共同记忆的丧失。
　　昨天在从台北往新竹的客运车上和F通电话，知悉教改实行数年
后终于决定回转，课本依然开放编纂与采用，但将规定四十篇共同教
材。看来日后台湾莘莘学子的共同记忆，将建基于此四十篇共同教材
之上。唯F仍然说，现今学生所必须具备的知识量是她当年的十倍，但
他们要不是随记随忘要不则只知残篇断章且毫无共鸣，教改开放如同
开启了互联网似的潘朵拉的盒子，牛鬼蛇神一一现形却乏人问津或令
人消化不良。共同记忆只残留背影。
　　这像不像是一则关于台湾政治的寓言？

文化资本的西瓜

　　许多许多年以前，郭宝崑先生提及某个新加坡英语剧团的演出，
盛赞为其配乐的人员音乐触感极佳，并谓“他们的起步点是比我们高
的”。所谓他们，我们，是指英语剧团与华语剧团之别。当时深有同
感，此语言界线(faultline)亦适用于新加坡其他各个文化与知识层
面。若究其原因自有其历史社会文化乃至经济因素，而此价值判断更
是立基于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谓的“文化资本”。但
我们不说“阶级”。
　　M是多年以前台大中文系的同学，后来继续念了硕士写了关于版
本学的论文，现于台北县某国中任教，并指导一资优生班予以特别培
训。但台北县的资优班在台北市也许只是程度不错的普通班，M一班学
生顶多只有两三名能考上全国排名前三名的高中，另一所台北市国中
的资优班则大约有四分之三学生能达成此目标。M说，他所执教的学
校的大环境没有像样的书局，某一班学生中有七分之一缴不出每学期
只要几百元台币的午餐费。而那所台北市国中则地处文教区，学生家
长大多为专业人士，孩子自小耳濡目染或悉心栽培所积累的知识面自
是不可同日而语。成功考上名高中的学生回来跟M说，他们这些台北县
资优班学生苦读苦学得来的知识，在台北市同学中不过是常识。
　　文化资本从何而来？文化资本又如何鉴定？台湾素来有资优生保
送制度，近年扩展为推荐甄试，学生可经营学习成果企划案搜集比赛
奖项并参加面试，老师则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F曾为打算甄试台大
中文系的学生准备面试，问学生喜欢哪些作家，答案出现席娟张曼娟
等名字，令F花容失色，赶忙补上白先勇简媜为是。F所在的南部城镇
亦无像样书局，后现代平面化下成长的学生更不知经典为何物。刘姥
姥进大观园或许目不暇给事事新鲜，但从贾府人眼中看来却免不了乡
巴姥之讥。城乡差距的老戏码仍日日搬演，文化资本这个铜板的反面
是知识势利。
　　F曾跨越此文化资本的界限而进入知识的殿堂，或者说，在多年
以前，当强人政治仍能形塑集体记忆时，文化资本因为统一固其界限
也许是较可能跨越的。当然，界限甚至版图是可以重划的，文化资本
自然也可以重新评估订价。新的本土政权上台后，先前受压抑的作家
作品咸鱼翻生，经由各种政经文化管道巩固资本蔚为新贵。F指导学生
参加企划制作比赛，若研究对象非本土作家形同切腹自杀，新的文化
资本伴随变相的身份政治而成为一种政治正确，靠错边便出局，“西
瓜拢大边”。
　　西瓜若不均等地切成两半，重心自是往大边的靠，这是台湾俗谚
的智慧。权力的斗争与拉扯，关键在于所谓“分饼”，不妨也说成是
西瓜。西瓜鲜红甜美多汁，诱人馋嘴亦引人遐思。在蔡明亮的电影《
天边一朵云》里，西瓜被挪用为A片的道具，阳具插入肉感十足的一
片腥红，何尝不能解读为政治权力的扩张和渗透。但西瓜在蔡明亮更
早的一部电影《爱情万岁》中却是寂寞的象征，既可假冒情人接吻又
可权充保龄球玩乐。唯主人翁小康在路边摊选购西瓜的一幕令人难忘
，他捧起西瓜贴近耳边面颊轻敲，无声的空洞乃寂寞人心的迴响。政
权的重新洗牌和大风吹似的换位，文化资本的上升与下移，身不由己
卷入其间载浮载沉的，是像M和F和他们的学生那样的众生芸芸，有如
蔡明亮电影中越来越没有名字身份的小人物，孤魂游鬼般飘荡于城市
的缝隙，仰赖平凡渺小如西瓜的滋润和抚慰。文化资本遥远如一则神
话。

王谢堂前的燕子

　　许多许多年以前，在新加坡曾是一名中学与高中的华文老师。当
年的学生如今有不少在教育界和新闻界，仍有联系的，偶尔也会和我
讨论相关课题，最近甚至还有不认识的记者发来伊妹儿问我对华文教
育改革的意见。不问国是久矣，华文教育亦遥远如一则神话。
　　文化资本如何累积，这不必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高谈阔论，亦可以
是日常生活的民生问题。从事新闻工作的Z目前驻派台北，向来自我
要求甚高的他经常反省的是，如何在专业的政经训练之外加强文化与
社会的分析。在台湾这样一个众声喧哗的岛屿，面对各种各样的言论
与话语，更需要的毋宁是判断的距离与取舍的智慧。文化资本可以靠
勤奋好学来累积，如何运用则是另一个更为复杂的课题。
　　F执教的资优班学生像吸收力特强的海绵体，课堂上随口提到的
厚重小说，有者三天两夜鲸吞完毕便喜孜孜地跑来向老师述说读后感
。F和我同声慨叹，年轻真好，虽说联考压力大，但时间总是自己的，
白花花在手中任由挥洒，且生活单纯，不用理会水电费账单或换纸尿
布之类的日常琐碎。当年的我们亦是如此，课堂上教什么并不是最重
要的，关键是课堂外有用不完的时间空间可供探索，F和我在文学电
影音乐各方面的趣味相投皆不是在台大的课堂上学来的。
　　台湾每年十二月进行不同的选举，今年民进党谢长廷角逐台北市
长失利，但其竞选2008年总统选举的呼声已不绝于耳，可能搭配的人
选亦有多方揣测。我老跟朋友说别看那些看了会令人生气的时事新闻
节目，它们为塞满播映时间而制造新闻话题，以致经常小题大作甚或
无中生有。但为了天气预报我扭开电视，那天的话题竟是谢长廷跨党
与国民党的王金平配，故曰王谢配。我听了暗自微笑，果然王金平接
受访问时便云：王谢堂前嘛，希望能飞入寻常百姓家。Z高中时念过
白先勇的短篇小说，读过欧阳子引用古人诗句为书名的分析文章，这
点文化资本应该用得上了。
　　F向她的资优班学生说，别人认为资优班就是要读得少一些，考
得多一些，但我要让你们读得多一些，考得少一些。善哉斯言。教改
的目的若非纯粹技术性或功利取向，就让学生读得多一些，考得少一
些吧。给学生空间与时间去探索发掘，文化资本的积累不一定要系统
化或制度化——谁知道什么时候用得上哪一招，河流的轨迹向何去呢
。许多许多年以前的积累，会在许多许多年以后散发。
　　（寄自台北）

早报现在文艺城 March 30, 2007

Preface

Next month (September 2007) marks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my life in England. Together with the four undergraduate years (1985-89) in Taiwan, I would have spent exactly one-third of my life outside my birthplace, Singapore. This ratio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the longer I remain in England, or indeed move elsewhere but Singapore. With middle-age approaching (if not already arrived), the reality – and meaning – of being home and away also change in relation to time and space.

While I have wanted to leave Singapore since my late teens, I am not sure if I would yet call England home even as the tenth anniversary looms. This ambivalence will no doubt be the undercurrent of my postings on this blog. Two recent developments, however, have served as milestones in my life in England and perhaps shifted the balance in ways whose meanings are still unclear to me: acquisition of permanent residency in the summer of 2006 and purchase of my first property in early 2007. For me, being a Singapore citizen does not necessarily make Singapore home, yet I am not certain if I have a diasporic consciousness despite my diasporic state. I can feel at home anywhere and also nowhere.

This blog is a space for m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me and disapora – its tension, dynamic, contradiction, and ambivalence. The title of the blog is taken from two book titles: the first half belongs to Rey Chow (1993), my intellectual ‘idol’ in academia; the second half to Alan Bennett (1994), a Leeds-born writer whose Yorkshire experience and sexual orientation I share. Thus this blog is also a reflection on the many aspects of identity located in or torn between home and diaspora. And as the Adorno quote beneath the title suggests, the act of writing is not only a way of thinking through some of these issues but has itself become a place to live.

Footnote:
1. The design of this blog is inspired by Orla Kiely's wallpaper for Habitat's VIP range (the design on the left in the picture is the wallpaper in my living room; the one on the right is by Barbara Hulanicki).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design and print, check out Orla Kiely’s webpage at http://www.orlakiely.com/ and a blog called Print & Pattern at http://printpattern.blogspo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