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下雪了！”手机传来你的简讯，伴随一个电子的笑脸。类似的简讯这个冬天你已发过好几回，每次落雪都能令你兴奋无比，毕竟是去年十月方才从赤道岛国飞来的夏虫。我暗自苦笑：大雪纷飞确是美景，但之后的积雪结冰却可能对日常生活造成许多不便，甚至危机四伏。二OO四年有一个童话绘本般的白色圣诞，但次日我在英格兰北部的H城重重摔了一跤，手臂脱臼，包了一个月的石膏，且必须取消原拟去阿姆斯特丹的行程。自此我对雨雪霏霏始终忧喜参半，皑皑雪景美则美矣，其代价却是行履薄冰的战战兢兢。
十二月中旬异常温和的气候，耶诞前后急转直下，天寒地冻持续至今年二月底，成为英国二十年来最冷的冬天。一月初我们造访伦敦，结结实实碰上一场大雪；一晚应约到H和Y的家吃饭，从地铁站往他们住所原本不到十分钟的路程，我们走了约莫半小时。另一只夏虫R二月初飞来英伦放研究假，之前老是期待能看到雪景；他从狮城到伦敦的班机顺利降陆，但同一天我从阿姆斯特丹前往曼彻斯特的班机却因曼城降雪而取消，致使我错失隔天在该地安排好的学术演讲。这是我在英伦的第十三个冬天，虽不是年年降雪，但我委实已无法对皑皑雪景感到欣喜若狂了。
常态，以及非常态。冬天是我在英伦生活中四季轮替的常态，周而复始，遂习以为常；但对于长年居住于常年是夏的岛国的友人，冬天却是非常态，且带有皑皑雪景的可能，故引颈期盼。前者是朝夕相处如呼吸般的理所当然，后者是遥不可及如梦幻般的浅尝即止。从你的简讯我几乎可以瞥见你亲临雪景的手舞足蹈，你和R对落雪的期待也让我从你们新鲜的眼神重窥熟悉的景观，温故而知新。
常态，以及非常态，犹如我们和语言的关系。
初抵剑桥时你仿佛经历文化震荡，其中一个层面即是和英语的关系。你说，原来在岛国下苦功学习多年的殖民语言，来到这里竟是有落差的，宛如时差，让人恍惚失神，且须稍做调整；几个月下来，你仍在学习如何与英国人沟通。你当然能够说流利标准的英语，但在英国的语境里，如何措词，如何应对，处处暗藏玄机，关于身份，关于阶级，关于场合，关于权力——何尝不也是如履薄冰，在语言的板块上。
一月底飞往阿姆斯特丹的班机上，俯瞰时我发现异常奇特的景观：海面的波浪竟是静止不动的。定睛细察，原来靠岸的海水结冰了，海浪于焉凝成皱纹似的平行流线，如液态但固实的透明山脉。飞机缓缓下降时，可清楚看见地面但凡有水的表面都结了一层薄冰，印证了前一天此地的最高气温为摄氏零下五度。此行的目的乃为出席鹿特丹影展。小学的地理课告知新加坡是世界第二大海港，而第一大港是鹿特丹。二地港口的排名如此接近，但我初次造访鹿特丹，天寒地冻的气温却和岛国南辕北辙。
荷兰人的个性以直率了当著称，也有人认为小器，据说付账时五五对分的“go Dutch”一词即源自于此。鹿特丹影展期间，与荷兰籍友人在放映场次间的空档相约碰面；咖啡馆的侍者来点餐，我不假思索用英语说：“请问我可以要一杯茶吗？”友人们笑得花枝乱颤，原来我一口气用了八个英文字，而他们只会单吐一个“茶”字。友人皆学术界中人，亦用英文著书立论，但他们喜欢看我扮演“英格兰性”（Englishness），盖是殖民化教育种下的因子，加上在英伦长久羁留的后遗。如此客气地说英语，什么时候成为常态，我自己也不清楚。
文化震荡，或轻微，或猛烈，你我都曾在不同国度经历过。和你一样曾在岛国修日文为第三语文的G，常说在课堂上操练的日语太客气了，在大阪念书时发现日本人并不是这么说话的。你在上海、我在台北念大学，经验也大抵如此，但性质有所不同，毕竟之前我们以为或被告知中文是我们的母语。但同样一个意思，台北人会是一种说法，上海人一种，北京人一种，新加坡人又是一种；其中的差异，或直接或委婉，或唐突或含蓄，亦彰显不同的玄机与奥妙（或其匮乏），关于身份，关于阶级，关于场合，关于权力，以及其他。
在种种的语言板块上甚或不同板块之间周旋权衡，其实你我亦早已习以为常。毕竟，我们是在所谓“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岛国生长；虽然，你我成长的背景又有世代的差异。你成长与上学的年代，讲华语运动已行之有年，你在家里说的是华语，而家乡的潮州话只有勉强与祖父母应对的能力。我自小在家说潮州话，和邻居用广东话和福建话，上学时说华语并学习英语，只可惜周遭环境没有学习马来语、客家话和海南话的机会。小时家里有潮剧《陈三五娘》的唱片，黑白电视时期看冯宝宝、南红的粤语残片，陈宝珠、萧芳芳的黑玫瑰，听邓丽君、刘福助的闽南歌曲，到念中学时仍有周润发、郑裕玲的《网中人》可追，许冠杰的《浪子心声》可唱。讲华语运动推行以后，岛国的中文有声媒体从多声道突然变成单声道，我的常态形成你的非常态，多个语言板块被其中一个板块的扩张所取代，我再也不看配音成硬邦邦的华语的港剧了。
这种耳濡目染的多声道环境和能力，使我在日后研究所谓“华语”电影时，能通畅无碍地进入大部分港台电影的“语”境，并继续听达明一派和伍佰，轻易融入港台的文化与生活环境。在台大念书时台湾同学尤其钦羡我辈岛国子民的多声道能力，因为他们耳闻目睹我和港澳同学用粤语交谈，他们说闽南语我也大致能懂，母亲来访时我又转用潮语，英文能力亦显然比他们强。我大概只在通晓马来语的马来西亚华裔同学面前自惭形秽，但“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口号，落实在多元语言的层面上，方才彰显其深刻意义。
常态，以及非常态。在多语混杂的环境中生长，到主要以单语操作的异地生活，难免要经历一些文化震荡。身为大多是缺乏深厚文化底蕴的经济移民的后裔，加上岛国的语言政策与教育，我们苦心孤诣学来的中文，到了台北或上海，或许仍有若干程度的时差或被视为不够纯粹；（后）殖民的英式教育系统下寒窗苦读的英文，来到英伦的遭遇亦约莫如是。但常态是不是一定比较纯正或优越，非常态的混杂能否为趋于僵化的常态带来新鲜的刺激和改造的生机，在语言和文化的层面上，已是学术界研究多年的课题。八O年代以来关于多元文化身份政治的讨论，二十世纪末全球化话语和史无前例的移民潮的规模，驱使我们对语言的常态与非常态再度产生关注。在种种时髦的术语与论述中，我还是喜欢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elix Guattari）1975年关于卡夫卡（Franz Kafka）的一段话：
今天有多少人生活在一个不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或不再，或尚未，甚至对他们自己的和他们被迫服侍的主要语言所知不多？这是移民的问题，尤其是他们的子女，少数者的问题，少数文学（minor literature）的问题，却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如何将一个少数文学从它自己的语言中扯开，使它得以挑战其语言并跟随一条清醒的、革命的道路？如何使自己成为相对于自身语言的游牧者、移民和吉普赛人？
卡夫卡，一个居住在布拉格的犹太人，用德文写作。德勒兹和瓜塔里又举了乔哀思（James Joyce）和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例子，两个爱尔兰人，用英文（后者兼用法文）写作。试图说明的是，他们书写的语文都不是他们的母语，但他们使用世界公认的主要语言进行的创作，是一种“少数文学”——不是少数或弱势语言的文学，而是少数者挪用多数者的语言创作的文学。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论点是，正是因为这些语文不是这些作家的母语，这些少数者和这些语言的关系是一种“去畛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以贝克特为例，他蓄意将英文和法文推向一种贫瘠的、干瘪的、清醒的极端道路，其结果是一种浓烈专注的少数文学。如今，贝克特在英国文学、法国文学皆占有一席之地，这位爱尔兰籍作家确实是英文和法文的游牧者、移民和吉普赛人。
你最近到伦敦看贝克特的《等待果陀》的演出，是否感应到了此种少数文学的去畛域性？
身为移民的后代，我们深知操用“少数语言”的一刀两刃。在台北或上海，在剑桥或伦敦，我们驾驭的中文或英文，永远不可能像台湾人/中国人/英国人那么地道，那么不假思索，那么理所当然。他们的单语常态环境，终归还是我们多语混杂环境的非常态。我们使用的中文和英文，也许注定如你和友人所自我调侃的，“既不自然又不正常”。然而，正是因为我们的语言环境的非常态，使我们在操作这些语言时更加深思熟虑，更加追本溯源，也因此更有可能将这些语言带往一条“清醒的、革命的道路”。
“剑桥下雪了！”这真的是一只不可语冰的夏虫，一个冬季的游牧者、移民和吉普赛人才会发出的惊叹。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日）
